“轨迹”一词在数学上是指“一个点在空间移动所通过的全部路径”，可用来比喻“人生经历的或事物发展的道路”。①本国教育的发展有没有轨迹(并非“规律”)可寻呢？若有，那又会是怎样的轨迹呢？这一轨迹，对于今日有无借鉴意义？研究以为，兴学以来为中国教育出谋划策者，在借鉴东西方成熟经验的基础上，在自觉与不自觉之间，走出了一条切合中国实际、符合本国国情的“第三条道路”，这条道路对当今中国的教育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从“教育政论”走向“教育新政” 1894年甲午海战之后，中国的士大夫精神上受到了强烈刺激，思想开始有了转变。如盛宣怀于次年就提出“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才为本；求才之道，尤宜以设立学堂为先。”②但是对设立什么样的学堂、设立多少学堂、在哪里设立、开设哪些课程、师资问题如何解决、经费从何处着手、授课怎样安排、如何评价学生的学习等问题，并没有明确的意见。 “百日维新”之时，康有为奏请“广开学校，以养人才”，希望光绪皇帝能“远法德国，近采日本，以定学制”，并乞下明诏，“遍令省府县乡兴学”。③张之洞虽反对变法，但是并不反对广设学堂，他在《劝学篇》如此表述：“夫学堂未设，养之无素，而求之于仓卒，犹不树林木而望隆栋，不作陂池而望巨鱼也。……是非天下广设学堂不可。各省各道各府各州县皆宜有学，京师、省会为大学堂，道府为中学堂，州县为小学堂。”④然而，这都是近代先贤的政论而已。因为“兴学”不是一个简单的名词，其背后有一系列的问题需要解决，而且在解决的过程中还会不断产生新问题。 “庚子”之后，统治者亦有所反思，慈禧于西安避难时曾颁发上谕，令清廷重臣“就现在情弊，参酌中西政治，举凡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制、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如何而国势始兴，如何而人才始盛，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始精。各举所知，各抒己见。”⑤同年4月21日，又令成立督办政务处，作为推动“新政”的专门机构。9月14日，清廷又下兴学诏：“除京师已设大学堂应切实整顿外，着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设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均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⑥ 辛丑年十二月(1902年1月)，两宫回銮，以创痛巨深，力求改革，颁发上谕日：“兴学育才，实为当今急务，……派张百熙为管学大臣，责成经理，务期端正趋乡，造就通才。其裁定章程，妥议具奏。”⑦是年8月15日，张百熙进呈学堂章程，候旨颁行。⑧此即“钦定学堂章程”，又称“壬寅学制”。因其年限过长，脱离实际，6月27日，清政府又命张之洞会同张百熙、荣庆重新厘订。⑨1904年1月13日，三人覆奏“重订学堂章程”，当日，清廷即加以颁布，并谕次第推行，此即“癸卯学制”。同日，三人还奏请递减科举，提出“必须科举立时停罢，学堂办法方有起色。”⑩次年9月2日，袁世凯、张之洞、岑春煊等会奏“请废科举”，认为“科举之阻碍学堂，妨误人才”，提出“欲补救时艰，必自推广学校始，而欲推广学校，必自先停科举始。”(11)清廷准其会奏，决定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12)10月间，山西学政宝熙奏请设立学部，称“欲令全国学制划一整齐，断非补苴罅漏之计所能为，一手一足之烈能济”，而且“变更伊始，造端宏大，各处学务之待考核统治者，条绪极纷，必须有一总汇之区，始足以期日臻进步”，故而“拟请政务处会议，速行设立学部”。(13)12月6日，上谕：著即设立学部。(11)中央教育行政机关由此发端。 如上所述，清末实施新式教育，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先拟定学堂章程，后排除一大干扰，再成立中央教育行政机构。如此，才算告别“政论”，走向“新政”。上述这些变化同时也是清政府新政中教育方面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谋求新式教育在中国之普及 就在几省总督会奏停止科举之后的几日，发生在中国东北的日俄战争也宣告结束，给正在实行新政的清廷以很大的震动，日本那么小的一个国家战胜了俄国那样大的一个国家，原因是什么呢——“日俄之胜负，立宪、专制之胜负也”(15)，“非小国能战胜于大国，实立宪能战胜于专制也”(16)。这一事实给了立宪派以强有力的证据，来说服顽固派，人们一致以为中国要想自救必须实行立宪。于是清廷派出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接着又成立了“宪政编查馆”，在1906年9月1日又颁发了《宣示预备立宪先行厘定官制谕》，提出“时处今日，惟有……仿行宪政”(17)，此即“预备立宪”。这样一来，中国发展新式教育，性质上有一大转变(参见表1)。 学部成立前后，对于教育的发展，已经有所讨论，自然希望是实现教育的普及，这更多是出于“广育人才”需“广设学校”的逻辑。“预备立宪”之后，逻辑就不一样了。 教育与宪政关系极重要，正如学部所指出的：“教育为宪政根本中之根本，……关系立宪至为重要，实心举办，然后成效可期；通力合作，然后事机不误。”(27)何以普及教育关系到宪政的实施，并且有“根本中之根本”的断语？因为实施宪政，并不是给国家多增一名为“议院”的机关，而是须众人重新过另一种生活。对于数千年来生活于君权之下的中国人，令其普遍地发展民权，这样的转变可谓天翻地覆，实在是太大了，然而这样的转变既属于大变革时代的应对，也是历史的潮流。要想实现这一转变，需要实施新式教育，消除文盲，提高民众(当时尚属臣民)的文化水平，正如学部奏章中所言“普通教育实能普及，然后国民之知识道德日进，国民程度因之日高，庶几地方自治、选举议员各事，乃能推行尽利，而庶政公诸舆论，始无虑别滋弊端。”(28)
三、先贤识破了儒家“先富后教”论 1904年的“学堂章程”之“学务纲要”，对于普及教育的任务已有所计划。对于各级各类学堂，提出“宜首先急办师范学堂”，因为“学堂必须有师”(29)，这是为发展其他学堂做准备工作。另外还提出“劝谕富绅广设小学堂”，因为它“意在使全国之民，无论贫富贵贱，皆能淑性知礼，化为良善”(30)，其不仅为“养正始基”，更为立国之本，但当时“各省经费支绌，在官势不能多设”，解决之道为“一俟师范生传习日多，即当督饬地方官，剀切劝谕绅富，集资广设。”(31)三大臣在随后的“递减科举折”中，再次提出“奉旨兴办学堂，……而至今各省学堂仍未能多设者，经费难筹累也。公款有限，全赖民间筹捐。”(32)次年9月，袁世凯等奏请废除科举时也指出民间因科举不停而“相率观望，私立学堂者绝少”，但广设学堂“又断非公家财力所能普及”。(33)1907年南书房翰林袁砺在奏折中亦说“今日帑项奇绌，势不能普设学堂”(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