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3)03-0035-07 一、主体之死与主体化 传统主体是理性的象征，它代表形而上学。不过在现代社会，“主体已经声名狼藉”。[1]自启蒙运动以来，主体获得了至上权力，然而它也不断遭到质疑。从尼采开始，主体的离心化运动已然兴起，到了福柯、利奥塔那里主体已遭到彻底批判。从哲学方面看，从尼采、海德格尔到列维-斯特劳斯，都对传统主体提出了质疑；而从文学方面看，从马拉美到布朗肖也经历了主体形而上学的断裂。[2]在康德那里，人如何完善自身是一个重要问题，而在尼采和福柯那里，人本身就是一种虚构。早在1962年，列维-斯特劳斯就在其名著《野性的思维》中宣称，人文科学的最终目的不是构成人而是去分解人。而在《人的终结》(1968)一文中，德里达也写道：“在今天，难以让人们料想的是，人的终结不再是通过真理的辩证法与有目的的否定来组织的，也不再是第一人称复数中的目的论。”[3]大写的人、大写的主体从此被分解，道德、理性或真理将被批判或重新审视。 解构主体是福柯毕生的事业，他“将人类中心论看成是已消失的神话”。[4]在其名著《词与物》(1966)中，福柯宣称人“已消亡”。在该书的结尾，福柯写道：“人将被抹去，如同大海边沙地上的一张脸。”[5]不过这里的“人”并非作为生物的“人”，而是指作为大写的主体之“人”。准确地说，“福柯把人之死看作主体之死，大写的主体之死，作为知识、自由、语言和历史的源头和基础的主体之死”。[6]福柯指出，在18世纪末之前人并不存在，人是现代科学和现代知识构成的产物。此后，人逐渐被看作是知识、历史和理性的主体；只是这一主体将随着现代认识模型的崩溃而逐渐消失。当主体的虚构被揭穿后，历史、理性的大厦也就轰然倒塌。福柯所谓“主体的死亡”，“对于言说的我仿佛是一个解放，将之从没有赋予他可以生存之处的构架中解放出来”。[1](6)然而，只有在这一情状下，新的主体才有可能诞生，自由才可能实现。 理性虚设了一种秩序，它将事物、自然和世界都安排在自我意识之内。远古时代的人对自然和世界是敬畏的，而在基督教中，人也不可能获得至上权威。在文艺复兴以前人并没有真正获得独立和自主，然而现代科学的进展使人逐渐走向对世界和自身的“解蔽”，在此背景下人也终于获得了独一性。“在古典世界中，人始终是处在一个整体的宇宙秩序或存在秩序中，他占据着这一整体之内的特定位置，一个相当崇高的位置；而且他是依据他的自然本性而占据这个位置的，因此，他绝不会僭越自己的位置”。[7]秩序就是理性，理性就是专制，专制就必须被批判。这是福柯的反叛逻辑，也是一切现代和后现代思想家的思想路线。当福柯宣布“人已死”时，他首先体验到的是一种自由的快慰：“‘人之死’包含着‘人去死吧’的欢呼和期待”。[8]在福柯看来，主体的真相从未显露，它一直处于被遮蔽状态。在他看来，“现代知识—权力通过主体对现代个体进行奴役，并且这种奴役以真理、科学和理性的面貌出现，从而掩盖了主体被奴役的真相”。[8](185)如此一来，主体的真相就不能被发掘。在主体和理性的权威下，现代人对秩序和整齐划一无比热爱，他们是被秩序、齐一化所束缚的人。不过也正因如此，人在这里慢慢丧失自身。福柯从历史的间断性出发，通过对知识的分析最终发现了主体的“必死性”。在他看来，主体之死是一个必然性事件，但它却出现在偶然的、间断性历史细节中。对他而言，“主体之死”是真实和自由之“人”回返的前提。当福柯指出这一点时，他实际指出了一条自我建构之路。 宣布主体死亡是一件容易的事，问题是之后怎么办。当弗洛伊德说“我不是自己家里的主人”时，这句话本身就让人感到无辜和绝望。知识、权力是福柯解构主体的策略，然而它也是建构新主体的可能性起点。准确地说，“通过反思现代性哲学话语，福柯注意到的是实存与知识、主体与概念之间的张力。具体地说，福柯关心的是经验、知识与权力三者之间的关系，最终涉及的是主体如何诞生的问题。”[9]当然，早期福柯尚未真正进入这一主题，不过他已从文学艺术等“外部空间”里发现主体诞生的可能。基于“外部思想”，福柯发现“主体化之线”。德勒兹指出：“福柯发现了主体化之线。……主体化之线是一个过程……它是一个逃离线，它逃离了先前的线，也逃离了自身。”[10]那么，一个新的自我和主体即将生成；然而这些都是凭借“域外”之力才得以实现的。福柯不断用“外边的思想”冲击旧主体，当它被彻底解构之后，一个新的自由主体将慢慢浮现。 新主体不是要成为至上主体，它只是不断地关心自己、自由生存。真正的自由将体现在主体的审美化生存之中，它关心的是当下、直觉和经验。福柯认为，没有所谓至高无上的、无处不在的和作为基础的普遍主体。恰恰相反，主体是实践的、自由的和自在的“个体”。在福柯看来，知识、话语和权力并不能建构真正自由的主体，惟有在生存实践中它才可能出现。主体不是先验和绝对的，也不是至上与不可动摇的，它是始终处在运动之中的经验性主体。对福柯而言，“主体不是经验的可能性条件，而是经验的结果”。[11]同时，“‘主体’一词具有双重含义：主体‘既可能由于统治或依赖关系而受治于他人，也可能由于良心或自我知识而受到……自身认同的束缚’”。[12]主体是历史和经验的产物，它的位置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之下将会出现不同的面向和特点。因之，“主体的位置也同样是由它相对于对象的各种不同范围或群体有可能占据的处境所确定”。[13]在福柯看来，主体实际经历了一系列自我的构成环节，也经历了一系列逐渐瓦解的步骤。在福柯眼中，“主体是一个意识形态产物，一个话语的功能原则，而非话语的优先起源”。[14]他的工作就是驱除对主体的迷信，同时将主体从意识、话语和权力中解救出来。因此可以说，福柯对主体的批判早已暗含主体建构之目的。 在福柯看来，主体化是主体建构过程，也是自由实践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主体不断回返真实、反省自身：“主体化意味着能够反省自身所要达成之真理的历史性”。[15]当然，大写的“主体”也将在此丧失自明性、至上性和绝对威权。主体化就是对自由主体的构建，也是对真实自我的关切。主体化之线需要逃离理性与旧主体的陷阱，它要在越界中寻找生存、寻找自由的秘密。事实上，“外部”暗自契合了这一需要：外部既是解构主体的空间，也是建构自我的场所。如果说布朗肖是通过奔向“外部”来寻求存在的话，那么，海德格尔就是通过折向自身、折向内在来寻觅存在的。问题在于，海德格尔并没有真正脱离意识哲学，他只是避开大写的主体而已。由是观之，福柯的新主体才是真正解放和自由的主体，他拒绝的是那种大写的、理性的主体。在他看来，这一“主体”实际遮蔽西方哲学几千年，也压制无数“沉默的”声音和事物。尤其是，这种主体过于自信，以至不能发现自己早已面临深渊：“福柯在《词与物》中谈论‘人之死’，其实死去的是先验主体和意识主体，诞生的是实证主体和历史主体”。[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