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美学“三国” 问：20世纪50—60年代，在国内展开了一场美学大讨论。那么，这场讨论主要是在哪几派中进行的?它们各自所持观点是什么?主要代表人物是谁? 答：上个世纪50—60年代，在美学史上最引人注目、能够留下重重一笔的学术活动，是进行了一场全国性美学大辩论。这是在中国政治批判接连不断、政治几乎掩盖一切的特殊环境中，在诸如批判《武训传》、批判胡适、批判胡风、反右派、反右倾机会主义等等各种火药味甚浓的政治运动夹缝中，少有的基本属于学术本身的自由辩论活动。大辩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蔡仪先生(1906—1992，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曾就学于北京大学、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哲学教育系和九州帝国大学日本文学系，中国美学家，文艺理论家，原名蔡南冠，湖南攸县人)，朱光潜先生(1897—1986，北京大学教授，曾就学于中国香港大学、英国爱丁堡大学、伦敦大学，法国巴黎大学、斯特拉斯堡大学，中国美学家、文艺理论家、教育家、翻译家，笔名孟实、孟石，安徽桐城人)和后起的李泽厚先生(1930—，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哲学研究所研究员，曾就学于北京大学，中国哲学家、美学家，湖南宁乡人)。他们在中国现代美学史上演出了一场有声有色的美学“三国演义”，在激烈的学术交战中迸发火花，各自申说、阐发、修正和完善自己的美学主张，形成各具特色、三足鼎立的美学学派，共同对中国现代美学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如何看美学“三国”?若用最简单的几句话概括他们三派的观点，或许可以这样说：蔡仪主张“美是客观的、自然的”；李泽厚主张“美是客观的、社会的”；朱光潜主张“美是主观客观的统一”。 按时间顺序来说，朱光潜美学活动早于蔡仪，更早于李泽厚，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所谓朱光潜主张“美是主观客观的统一”，是说：美既不在客观，也不在主观，而在主观与客观发生关系取得统一而形成的物的形象。譬如一朵花的美或不美，既不在花本身，也不在看花的人，而在花与看花人发生关系后在看花人主观上形成的花的形象。这是他20世纪50年代的说法。按他早年的观点，“凡是美都要经过心灵的创造”，“美不仅在心，亦不仅在物，它在心与物的关系上”，“它是心借物的形象来表现情趣”，其实质就是说美不在物而在心，是“心灵的创造”。50年代他只是换了一种说法：美感的对象(即美)不是“物本身”，而是“物的形象”。“物本身”是纯客观的；“物的形象”则是“物本身”在人的主观关系影响下反映于人的意识的结果，也即主客观的统一。后来朱光潜与时俱进，借用马克思“自然的人化”和“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来表述他的主客观统一说，这无疑是一个重要变化和进展。但许多人不买账，认为他的这个观点很可疑，只是新瓶装旧酒：所谓美是“自然的人化”，“自然”是客观，“人化”是主观，仍然是主客观的统一。蔡仪和李泽厚都批评朱光潜美学观点是主观唯心主义。 所谓蔡仪主张“美是客观的、自然的”，是说蔡仪认为：事物之所以美，根本在事物本身，是客观事物的自然本性，它无关乎主观；美感是美的反映。譬如一朵花美不美，是这朵花本身固有的天然本性，与看花的人无关；看花人只是认识或反映花的美(这是美感)而不能改变花的美。或者说，美是第一性的，是事物客观规律的本质显现；人的主观只能认识美、反映美而形成美感，它是第二性的，它被美所决定而不能决定和改变事物是美还是不美的客观固有性质。所谓美是客观事物的自然本性，可以具体表述为美的本质就是事物的典型性，是事物的突出的个别性充分反映它的一般性。蔡仪最具代表性的一句美学名言：美是典型，即在个别之中显现一般——美就是那朵充分表现出花之自然本性的典型的花，与人的主观认识或意识(社会作用)没有关系。但蔡仪的观点被李泽厚批评为机械唯物主义，被朱光潜批评为客观唯心论。 所谓李泽厚主张“美是客观的、社会的”，与蔡仪根本不同就在“社会”两个字上。如果说蔡仪认为美是“天然”形成的(自然美就在自然本身而无关乎人的社会作用)，那么李泽厚则相反，认为一切美(包括自然美在内)都是人类客观的社会历史实践的结果，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自然美是“自然的人化”或“人化的自然”；离开了人的历史实践无所谓美。譬如一朵花的美，虽然是客观存在，但它不是客观自然性，而是客观社会性，是经过千百年客观历史实践，花人化了，具有了客观社会性，才美。李泽厚把美概括为“客观性和社会性的统一”，是感性与理性、形式与内容、真与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是人类历史实践的伟大成果。而美感则是人类社会历史实践积淀下来的心理结构。李泽厚与朱光潜不同在于，他所说的“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自然的人化”，是客观的历史实践，而不是纯主观活动。虽然李泽厚的观点受到较多人赞同，但蔡仪认为他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招牌掩饰之下宣传了他的唯心主义”。 朱光潜美学理论最辉煌的时间是20世纪30-40年代。仅就理论而言，之后，“朱光潜美学时代”已经翻过去了——50年代以后，除了参加美学大辩论之外，朱光潜在理论上没有实质性的进展。60年代之后，他的主要贡献在西方美学著作的翻译(如黑格尔《美学》、柏拉图《文艺对话集》、维科《新科学》、《歌德谈话录》等等，在这方面立下了汗马功劳)以及《西方美学史》的写作，就此，可以给他立碑。 蔡仪美学理论最辉煌的时间是20世纪40-50年代，是写作《新艺术论》和《新美学》的时代。那时，他富有朝气蓬勃的原创意识，站在中国美学最前沿，可谓引领潮流者。50年代除了参加美学大辩论之外，写了《论现实主义问题》，对文艺理论问题作了深刻论述。70、80年代，他改写了《新美学》，壮心不已，孜孜以求，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可敬可佩。但新的理论建树不多，其美学观点“数十年一贯制”，凝固在“美是典型”上，基本没有变化。“蔡仪美学时代”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也已经翻过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