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实证主义哲学思潮带来的实证研究方法的兴起，越来越多研究审计在特定社会语境下实际状态的跨学科研究方法被引入审计研究领域。其背景是20世纪科学哲学发生的解释学转向①，将文本视为文本之外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和社会场景的作用场已经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趋势，这使得基于社会文化维度的人文研究思维和方法引入审计研究领域成为可能，从而能够更好地理解国家审计的制度安排，丰富国家审计研究的工具。 对国家审计的解释意味着我们不仅要研究国家审计“应该是什么”，还要从现实出发阐述“为什么是这样”和“将来是怎样”，而社会文化维度是理解国家审计的一个重要途径。检索现有国家审计与文化的文献，以往研究集中于论述作为社会文化亚文化之一的国家审计文化本身的特征、结构和价值观等，但对现代国家审计制度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审计制度产生、发展和运作所依赖的社会文化环境研究存在不足，对国家审计与社会文化的互动关系研究不够。随着国家审计与国家治理关系命题的提出和发展，需要跳出单纯研究国家审计文化这一行业文化本身，系统地研究文化、治理与国家审计的关系，本文尝试从社会文化维度认识国家审计产生和发展的文化根基，探索国家审计的文化治理功能。 一、文献回顾 国家审计与社会文化的关系问题通常被泛化为国家审计环境研究的一部分，即论述审计外部环境中的社会文化环境。国内学者较早就注意到了审计环境对于构建审计理论体系和认识国家审计作用的重要意义（刘兵，1995），但相关及后续研究通常将“科技文化环境”与“社会环境”等并列（张以宽，1996），或者与“系统环境”等并列（林俊家等，1999），对影响审计制度的社会文化环境的深入分析不足；甚至没有单独论述社会文化环境的因素。江苏省审计学会《政府审计环境与未来发展研究》的课题报告在PEST宏观环境分析框架下，从“公众对责任政府的关注对行政问责寄予更高的期望”和“公众对知情权的重视要求政府对行为透明化有新的举措”两方面概括了当下社会文化环境的特点。当前审计研究领域，尚缺少对国家审计文化环境的专门研究，仅有少量研究论及我国社会长期沿袭的文化要素带来的对审计实践的影响，对当代中国社会文化基因的动态变化及其带来的对审计理论和实务的影响论述不足。与之形成反差的是，加强会计文化环境的研究近年来渐成趋势。劳秦汉（2001）在比较中西方文化环境的基础上，借用霍夫斯特德和葛雷两教授的文化价值与会计亚文化价值模型分别论述了文化环境对会计实务处理和理论研究的影响。张云、石晓磊（2007）从中国文化背景视角，论述了会计文化通过对社会的二次投射功能，对会计活动、会计人员以及不同文化背景的会计行为差异进行调节，进而体现对社会的责任。这提醒我们，国家审计制度安排和实践活动对社会文化环境能动作用的研究也必须同样受到重视。 事实上，对文化的国家治理功能的研究已非少见。付春（2009）通过比较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关于国家是“想象的共同体”和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关于国家是“社会体”的观点，阐述了国家的产生和维系依赖文化的黏合，提出将国家治理融于文化塑造是民主时代国家实现有效治理的战略选择。这一观点与国家审计服务国家治理的理念形成互文，为此需要在文化与治理的关系认知中，紧密结合中国崛起的经验和中国道路的特殊性，实现对国家审计的再认识，而其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思想。 二、基于社会文化维度对国家审计定位的再认识 有必要先对本文所使用的“文化”概念作一个界定。广义的文化泛指一切“人化”的产物，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的文化特指精神文化和思想文化，包括宗教、信仰、风俗习惯、道德情操、行为方式、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及法律制度等。本文运用的是狭义范畴。进一步引用荷兰学者皮尔森对文化的“动态性解释”：“文化的一个方面是传统，即所有物和规则的传递，然而这种传统是包含在人的活动的变化之中的”②本文认为文化不应等同于具体的文化产品或观念，而应突出文化在一定人群中的动态传承和延续发展。 深入分析国家审计与社会文化互动关系，必须确立的是中国特色国家审计的社会主义方向，这直接决定了研究路线的选择，即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哲学思想。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将文化的本质定位为“人的本质活动的对象化”。从这一逻辑起点出发，异化的劳动导致了人的异化和文化的异化；在私有制条件下，尤其在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的文化已经成为对人的自由的束缚，扭曲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异化劳动理论奠定了马克思文化哲学的基本立场，蕴含着强烈的文化批判精神，成为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各种文化批判理论的源头。相关理论对现代社会各种核心的文化力量进行了普遍的文化层面批判，包括意识形态、官僚体制、科学技术、大众文化、日常生活、艺术等等，形成了法兰克福学派、日常生活批判、南斯拉夫实践派等不同的文化批判理论流派③。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思想回归生活世界，将从根源制约和左右人的活动和社会运动的文化层面纳入理性视野，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主题，对从文化维度研究包括国家审计在内的所有政治经济体制有着重要意义。 从文化维度回望国家审计的制度安排，以往的国家审计是公共财政“守夜人”的角色定位（“经济卫士”、“看门狗”等是相同的提法），其实源自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及的“守夜人政府”理念，即政府职能限于国防、司法以及部分公共设施领域，政府对市场所作的任何干预都被视为不合理的。“守夜人”概念的文化意蕴在于，在“正义的法律框架”下，人们“完全自由”地从事经济活动并谋求经济利益，这里的法律框架作为文化的组成部分已经被包含在社会共同的行为模式中得以固化。同样的前提在国家审计之于公共财政中依旧存在，即公共财政（直至泛指全部纳入国家审计范围的政府经济体制和行为）已经形成了为社会所共同认同的法律体系和行为规范，国家审计的职能定位在于保障这个规范场的正常运转。但问题在于，公共财政这个规范场的产生和变化难道是自我封闭的吗？并且可以借由“不在场”的国家审计来实现对自我的约束？借用后现代解构主义哲学家德里达的“他者”概念，“守夜人”的文化内涵其实正是被抽离的、以保护对方为存在依托的非同类的“他者”。但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与后现代主义文化批判理论的根本分歧就在于人的主体性这一价值维度，不是要消解人的主体力量，而是要消除妨碍人之主体性的异化力量，真正确立人的自由和主体性。这指出了现代社会必须应对现代工业文明飞速发展所同时带来的日益膨胀的异己力量，应对深层次的文化冲突和文化危机，而这必须是在共同“在场”状态下的各方共同应对社会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等的变化，并拿出解决方法。因此，独立履行经济监督职能制度安排下的国家审计必须在守护的同时参与体制的变革，在履行监督职责的同时服务于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