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国家审计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古今中外都存在。然而，政治制度是一系列制度的组合，不同制度在其中的地位是不同的。国家审计制度应该不是一种基础性的政治制度，它应该依赖于政治制度组合中的基础性制度。关于国家审计制度与基础性政治制度之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家治理与国家审计、民主法治与国家审计、宪政与国家审计、国家审计体制（Thompson，2003；Gendron，Cooper & Townley，2001；李金华，2005；刘家义，2010；董大胜，2010；石爱中，2003；杨肃昌、肖泽忠，2004；张立民、张阳，2004；谢志华、张庆龙，2008；蔡春、李江涛、刘更新，2009；尹平，2002）。上述这些研究所选择的基础性政治制度都是民主法治背景下的制度。这就产生这样一个问题，如果离开民主法治这样的基础性政治构件，国家审计又会怎样呢？而这个问题的回答对于理解古代的国家审计制度变迁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选择皇权专制作为基础性政治制度，研究它和国家审计之间的关系。 本文随后的内容安排如下：首先是对相关文献做一个简要回顾；接着，在此基础上，以制度变迁理论为基础，提出一个关于皇权专制和国家审计之关系的理论架构；然后，梳理中国古代皇权专制变迁和国家审计变迁，以验证上述理论构架；最后是结论和讨论。 二、文献综述 关于国家审计制度与基础性政治制度之关系的研究主要有两类：第一类是以民主法治政治构件为基础研究国家审计；第二类是审计史中的相关研究。 第一类研究文献，有四个分支，第一个分支是研究国家治理与国家审计的关系。李金华（2005）指出，国家审计是国家治理的工具。刘家义（2010）指出，国家治理结构中需要有一个环节来保障国家经济社会的健康运行，审计正是这样一个环节，充当保障国家经济社会健康运行的“免疫系统”，这是国家治理制度的必然安排。其他还有一些研究，基本的观点是，国家审计是国家治理的工具或有机组成部分，国家治理状况决定国家审计功能发挥情况（王昊，2006；秦荣生，2007；张立民、赵彩霞，2009；吴青川，2009；陈骏、吴青川，2009；尹平、戚振东，2010）。 第二个分支是关于国家审计与民主法治的关系。杨时展（1986）指出，民主是现代审计的实质，审计是民主政治的表现；民主是现代审计的目的，审计是现代民主的手段。没有现代审计这一手段，就很难达到现代民主这个目的；而没有现代民主这个目的，现代审计也就失去其意义。石爱中（2003）指出，从历史角度分析，现代国家审计发展的动因与其说是经济的，不如说是政治的，其真实动因应该是政治民主化。张立民、张阳（2004）认为，国家审计既是政治民主的内在要求，也是实现政治民主的必要手段。蔡春、李江涛、刘更新（2009）认为，政府审计在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方面发挥着五个作用，包括监测、预防、预警、控制及修复作用，通过这五种作用的发挥，达到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目标。 第三个分支是关于宪政与国家审计的关系。杨肃昌、肖泽忠（2004）认为，审计制度建设要与宪法相结合，或者说通过宪法制度以法治的手段来强化国家审计监督。审计制度的产生与发展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宪法思想的影响。宪法思想的发展变化会影响审计制度的基本特征和审计制度的发展方向。谢志华、张庆龙（2008）认为，政府审计正是作为国家强制性权力监督与制约机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宪法规定并确立起来的一项政治制度。 第四个分支是研究国家审计体制。主要研究两个问题，一是中国审计体制，目前，形成的主要观点包括现状论、合并论、垂直论、升格论、立法论、审计院论、双轨制论；二是比较不同审计国家的审计体制，并研究影响审计体制的因素，研究的主要成果是，将审计体制划分立法型、独立型、司法型和行政型，影响审计体制的主要因素包括政体、法系、政治制度、历史传统等（尹平，2001；刘力云，2002；秦荣生，2004；杨肃昌、肖泽忠，2004；肖泽忠、杨肃昌、高培勇，2009；文硕，1989；马曙光，2005）。 关于第二类文献，近年来，中国审计史研究较活跃。研究有一个明确的指导思想，就是“要揭示审计发展规律，就必须研究政治经济及思想文化等因素对审计产生与发展的作用和影响，研究相互之间的必然联系，同时，还要研究行政管理体制、监察体制等对审计的影响，及财政活动、会计方法发展等多方面因素对审计产生和发展的影响”（姚世忠、胡大华，2000）。这个指导思想表明，审计史研究中已经注意到国家审计制度与基础性政治制度之间的关系。当然也有一定的研究成果，例如，“回顾三千多年的审计发展史，不难看出，审计的主流作用总体上是积极的、正面的。中国古代审计对历朝历代财政经济的稳定和发展，对维护中央集权的政治统治，对澄清吏治所发挥的积极作用，是毋庸置疑的”（李金华，2004）；“中国古代的职官体制，决定了审计职能由多种机构承担”（方宝璋，2000）；“在奴隶制和封建专制主义政治的支配下，各种类型机构所拥有的审计权是自上而下地由帝王授予，而不是自下而上地由民主赋予，审计者直接或间接向最高统治者负责。审计作为治吏的工具，被审计者是各级官吏，而不涉及一般民众”（方宝璋，2000）。 上述相关的研究成果，对于国家审计制度与基础性政治制度之关系有一定的揭示。然而，关于皇权专制与国家审计之关系，涉及的文献很少，缺乏专门研究。 三、皇权专制和国家审计：一个制度变迁理论架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