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史视野下的中国土地革命问题

——议题转换与范式变革

作 者:

作者简介:
孟庆延,清华大学社会学系

原文出处:
社会

内容提要:

土地革命被认为是中国共产党最终完成战争动员并取得革命胜利的重要因素。在有关近代中国革命的诸多研究中,土地革命一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本文在细致梳理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尝试从问题意识、理论范式与具体议题三个不同层面,从学术发展史的角度对有关土地革命的研究做一批评性回溯,以此澄清土地革命的问题化过程,进而理清学术的内在理路与发展变化过程,洞悉不同研究传统与理论视角所存在的问题与局限,为新的学术研究的展开奠定基础。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13 年 0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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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革命一直被认为是中国共产党最终取得革命胜利的重要因素,无论国内学界还是海外中国研究,都将土地革命作为自身领域的焦点问题。但到目前为止,学界更多地是将土地革命的重要性作为一个不证自明的命题而存在,缺少对下述问题的有力回应,即:土地革命究竟是如何成为学术界研究的重要议题的?土地革命本身的“问题化”过程是怎样的?

      本文将从“问题意识”、“理论范式”和“具体议题”三个层面①对目前国内外有关土地革命的研究进行梳理和述评,希望在对土地革命本身的“问题化”进程进行回应的前提下,发掘目前学术研究可能存在的问题,并以此作为新的学术研究的起点。

      一、从极权主义到社会革命:美国中国革命史研究的发展及其影响

      对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的关注与研究乃是与海内外学界对于“中国共产主义革命”这一更为宏大的学术关怀与问题意识密切相关的。应该说,土地革命这一研究议题是作为“中国共产主义革命”这一问题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存在的,因此,首先需要从“中国共产主义革命”本身的渊源与流变出发对相关学术研究进行梳理,才能明确土地革命在相应问题谱系中的位置。

      在美国的中国学研究领域,中国革命史的研究一直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从美国中国学研究所关心的核心问题及理论视角来看,大致可以概括为从“极权主义”到“社会革命”这样一个主要的变化过程。②

      (一)“毛主义”与“极权主义”

      最初对中国共产主义革命产生兴趣和关注的是以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为代表的一代美国学者,他们围绕领导共产党政权夺取革命胜利的“毛主义”究竟是不是“极权主义”这一问题展开了长达十年的争论。史华慈在1952年发表了他的重要著作《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提出了“毛主义”的概念,从而将中国的共产主义定义为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异端。史华慈(2006:184)关心的基本问题在于:“以某种信仰为基础的历史运动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偏离最初的基本前提而依然保持它的特性?”在他看来,“毛主义”的特征不在于理论层面,而在于战略层面,即一个按照列宁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由于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信条而充满活力的政党组织,这个组织的群众基础则是由纯粹不满的农民所组成;“毛主义”的战略与有力的外部环境密切相关,在前期,他选择将根据地建立在几省交界地区,从而远离行政和军事权力的中心地区;而在后期,则主要利用了民族主义情绪将农民组织起来,结合在一起,最终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推向了胜利。

      魏特夫(Karl Wittfogel)则不同意史华慈将“毛主义”归结为“马列主义异端”这样的判断,尽管在最初他并未直接处理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这一具体议题,而是通过对中国古代史的研究来回应史华慈的命题。在魏特夫(1989)看来,在中国社会中,社会生产方式并非如同马克思所定义的那样经历了奴隶制、封建制和资本主义的不同发展阶段,而是一直停留在所谓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之中。魏特夫的研究引起了很大反响,其笔下的所谓东方专制主义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实际指向了所谓共产党的“极权统治”,他认为,包括苏联和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制度不过是东方专制主义的翻版罢了。在魏特夫之后,鲍大可(Doak,1960)在其著作《共产主义的中国和亚洲:对美国政策的挑战》一书中,首次公开将中国的共产主义定义为极权主义。

      继承了魏特夫这一脉观点的主要是包括麦克莱恩(Charles B.Mclane)在内的一系列研究者,后者在1958年出版了《苏联政策与中国的共产主义,1931—1946》一书。在这些研究者看来,史华慈的最大问题就是没有考察当时共产国际以及苏联对中国的影响,也没有去处理苏联革命与中国革命之间的关系以及两者之间的异同。

      接续史华慈观点与传统的是施拉姆(Schram,1963),他强调要看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经验的结合情况,指出不仅要考察在二者结合中孰轻孰重,而且要考察二者是如何结合的。迈斯纳(2004)则继续强调“毛主义”并非极权主义,而是马克思主义,因为毛保持着“乌托邦主义”的冲动,同时又根据中国国情,将马克思主义同所谓的“民众主义”有机地结合起来,塑造了“毛主义”主导下的共产革命。另一不能忽略的著作就是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的《历史与意志:毛泽东思想的哲学透视》一书,这本书认为共产党的胜利源泉乃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农民民族主义,并强调共产党具有动员农民民族主义的强大能力,以此回击苏联阴谋论和苏联影响说(魏斐德,2005)。魏斐德对于农民民族主义的解释思路也为其后大众动员、社会革命的基本视角奠定了基础。

      (二)社会革命与大众参与

      在极权主义与毛主义激烈争论的时期,研究者或限于材料,或由于理论视角的局限,只将焦点汇聚在上层政治精英的身上,研究共产主义者本身的哲学思想与政治理想以及政治精英之间的权力斗争。这些研究都与下层社会没有直接的联系,而在这一思路下,土地革命也还没有成为一个重要的议题。这种情况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发生了转变,美国的中国革命史研究开始不只将中国共产主义革命作为“毛主义”或是“极权主义”来理解,而是将其作为一场社会革命和大众参与过程来加以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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