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蒋介石日记手稿本的开放，关于蒋介石研究的成果时有问世①，从其内容来看，较多涉及政治、军事、外交、人际关系等领域，力图揭示蒋介石对于这些领域的关注以及在相应决策过程中起到的决定性作用。但是，有关蒋介石与财经领域关系的研究成果则较为少见。②至于蒋介石与战时外汇特别是与战时平准基金的关系，迄今为止未见有专门性研究成果问世。事实上，关于抗战时期的平准基金，近十多年来，已经有从不同角度出发的多篇论文问世。最初是作为中外关系的特定方面来叙述平准基金成立和运作的历史③；然后见有从特定人物与平准基金会的关系切入，实际上涉及了平准基金会的运作机制④；近年来还见有从外汇管理的角度出发，意在评价平准基金对于战时外汇金融的作用。⑤这些论文虽然或多或少提及蒋介石，但都没有较全面地梳理蒋介石的相关主张。而在代表性的金融通史著作中，虽然对于战时外汇市场的概况，以及中英平准基金、中英美平准基金的设立与运作，设有专节叙述⑥，但并没有就蒋介石对于战时外汇问题尤其是平准基金的观点和作用，进行具体的分析和评价。平准基金是专门用于法币汇价稳定的基金，自从1935年11月实行法币制度以来，中国货币废除了银本位，与此相应的是由中央、中国、交通三家政府银行无限制买卖外汇。抗日战争爆发后，尤其是在作为金融中心的上海，市场上对外汇的需求急剧增加，单凭政府银行抛售外汇已经无法满足，国民政府不得不求助于英国和美国，因而先后有过中英平准基金和中美英平准基金的设立和运作，但在是否应当维持上海外汇市场以及如何加以维持的问题上，国民政府高层内部、中方与外方之间，观点不尽相同。本文拟在查阅斯坦福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台北“国史馆”藏蒋介石档案、国民政府档案及其他史料基础上，系统梳理蒋介石对于战时外汇问题尤其是对于平准基金和平准基金委员会的态度，分析蒋介石对于战时重大外汇政策的决策与实施的作用，进而探讨相应的体制与机制问题，以冀深化对于蒋介石研究和战时财经领域的研究。 一 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后，金融领域的稳定受到较大的影响。当时各银行普遍面临着取现提存的压力，而中中交三行还承担着无限制买卖外汇的责任。作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任行政院长的蒋介石虽然身在庐山，但仍通过多种管道及时获知包括外汇市况、政府银行售汇等财经信息。虽然财政部长兼中央银行行长孔祥熙尚在欧洲访问，但在南京主持日常工作的财政部政务次长徐堪几乎每天都要通过急电向蒋介石报告最新的金融状况。如7月14日的电文谈到：“本日外汇尚平定，三行共售出英金三十二万镑，美金一百六十七万。职已嘱中交停止外商银行拆款，以防投机及逃避者利用外商银行来购外汇。债市午前跌三四元，午后涨二三元，纱花均跌。其他情形尚属安定。”⑦7月15日的电报称：“本日外汇市况稳定，三行共售出英镑六万五千镑，美金二十五万元。公债甲乙种涨至停拍，余亦涨一二元，纱花亦涨。”⑧7月17日的电报称：“本日外汇平定，三行共售出英金廿一万镑，美金二万五千元，公债涨二三元，纱涨一二元，花落三四角。”⑨当时中中交三行向市面出售外汇情况，在财政当局向蒋提供的金融情况日报中位居第一，可见其重要。 另外，蒋介石还直接指示财政部组织临时性的金融管理机构，延请前财政部长兼中央银行总裁、时任中国银行董事长的宋子文出面主持：“迄‘七七’事变后数日，委座以战时金融措施关系重要，不容稍有疏忽错误，面饬本席迅组金融委员会，负执行国策之责。当由委座亲定委员名单，并由本席请以宋董事长为委员长。”⑩当时宋孔关系颇不融洽，宋子文曾致电蒋介石，推却出任该临时金融管理机构的负责人：“特急。南京。蒋委员长钧鉴：世电奉悉。特密。弟前函所陈，并无坚持贯彻主张之意，更无虚饰推却之心。惟金融主管属于财部，弟只可从旁协助，实觉不便指挥，此责更无从负起。弟之个性为最肯负责之人，质直言之，当邀曲谅。”(11)宋子文虽然没有按照蒋介石的意愿，在孔祥熙出国期间出面正式主持安定金融的机构，但的确“从旁协助”。如7月14日徐堪自南京抵达上海后，宋子文即与徐堪及中中交三行人员“密计一切”，并表示“兴亡有责，愿遇事从旁贡献意见”，以供蒋介石采择。(12)尤其是“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伊始，宋子文帮助拟定了以限制提存、鼓励存款为主要内容的《非常时期安定金融办法》，于1937年8月15日以财政部名义予以公布。(13)《非常时期安定金融办法》“虽无外汇管理之名，已收外汇管理之实”。(14)该办法的施行，是国民政府统治地区的金融政策开始由平时转向战时的重要标志。 1937年8月30日，以蒋介石为主席的国防最高会议通过的《总动员计划大纲》，在金融方面提出了要实施通货管理、汇兑管理、金融业务管理和金融机关管理。其中的“汇兑管理”方案中，首先便是“严格限制外汇”。(15)而在1938年3月底举行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并推举蒋介石为国民党总裁。《抗战建国纲领》在金融方面提出：“统制银行业务，从而调整工商业之活动。”“巩固法币，统制外汇，管理进出口货，以安定金融。”(16)会议之前，蒋介石曾分别与孔祥熙、宋子文商晤外汇政策，如2月28日“晚与孔祥熙商决统制外汇办法”(17)；3月10日“晚与宋子文商定外汇管理办法”(18)；3月12日，蒋介石把“外汇管理与法币维持方法”列为近期“预定”之计划。(19)可见，无论是“汇兑管理”还是“外汇管理”的政策和措施，蒋介石都是决策人之一。 应当指出，在1935年酝酿法币改革之际，蒋介石并没有意识到从英美方面获得外汇平准基金的必要性，对于宋子文、孔祥熙把获得英国方面的援助作为实行法币政策的前提条件，感到难以理解。(20)待到1935年11月4日正式实施法币之时，英国确实没有提供中国急需的借款以充实外汇平准基金，但这主要是英国政府担心来自日本的反对而延宕了起初的承诺，不是蒋介石的反对使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