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3)04－0023－10 抗战爆发，举国震动，国府西迁重庆，西南和西北成为抗战的后方基地。为了保存中国的经济命脉和文化根基，大批工厂、学校内迁，一批无家可归的难民也加入了西迁的行列之中，一次大规模的“西进运动”渐次拉开帷幕，西部社会逐渐承担起挽救民族危亡的历史重任。斯时，以路易·艾黎、埃德加·斯诺、宋庆龄、胡愈之和卢广绵等人为首的一批中外爱国人士联名发起成立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的号召，在国民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下，先后在西北、西南、川康、东南等地成立工合办事处，下设工合事务所，组建各种生产合作社，以生产军需和民用产品为目的，支援抗战、建设地方，力图在经济破败的西部地区开展社会发展的新进路，为西部地区打下民生和民主建设的基础。西北工合办事处设在宝鸡，工作范围为河南、河北、湖北、山西、陕西、甘肃、青海。当时在湖北老河口，河南镇平，山西晋南、阳城，甘肃兰州、天水，陕西西安、延安、榆林、凤翔、双石铺、安康、白河等地均设有“工合”事务所，共创办合作社500余个。西北地区是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着力发展的重要地区之一，其生产规模和社会效益都较大，至今影响犹存。目前关于西北工合的研究，已有多部论著问世。侯德础的《中国工合运动研究》是迄今研究工合运动最为全面的著作，其中涉及西北工合的内容较多；张志强等人的《路易·艾黎与延安“工合运动”》重点考察了路易·艾黎创办延安工业合作社的缘起及该合作社的贡献；兰州大学未刊硕士论文张翰赞的《1942—1949年山丹“工合”运动研究》系统研究了培黎学校迁到山丹后的发展建设情况，重点探讨了培黎学校的新工业合作化发展模式、培黎学校的贡献及社会影响。①上述论著对本文写作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为进一步研究作了很好的铺垫。不过，转换视角，将工合放在抗战时期西北开发的背景下，言说工合与西北社会变迁的关系，则别有天地。本文拟在详尽爬梳史料的基础上，力图对此做一考量，以就教于方家。 一、西北工合的发轫及其原因 1938年3月，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总会在武汉成立，8月，工合创始人卢广绵和工程师吴去非等工作人员，由汉口到宝鸡，成立了第一个工合区办事处——“中国工业合作协会西北区办事处”(简称“西北工合”)，卢广绵任办事处主任，总会顾问路易·艾黎及工程师吴去非协助工作。附属机构有工合供销管理处、工合军毯制造管理处、工合运输处、工合实验制造厂、工合金库、工合消费合作社、工合医院、工合食堂、工合招待所、工合小学、工合各种训练班(如会计班、合作班、妇女班、纺织班、机械班、技术等训练班)、工合业余话剧团、纺毛管理站、“工合期刊”编辑部、工合儿童玩具部等。上述各附属机构的设立，都是为了适应自己业务生产及生活实际需要，自力更生逐渐发展起来的，举凡产品、供销、后勤、医疗和教育等各个方面皆很健全。 因着宝鸡工合办事处成立，其他各地陆续成立西北区工合事务所。1938年12月12日，西北工合办事处主任卢广绵在与重庆《新华日报》记者谈话中称：“在两个多月的时间中，已经组成的工合合作社有30多个，宝鸡、凤县、长安、两当、南郑等地都有。包含了各种生产部门，如织袜、印刷、制造淀粉、纺纱、织布、缝纫、制造铁器、制造烛皂、弹花、制造药棉纱布、泥木工程、染织、制造纽扣、制帽、运输、制鞋、制陶器、钨铁、机器、榨油、制造砖瓦都有。”②1939年8月，重庆《新华日报》特派记者陆诒从河南镇平发回报道说；工业合作社“已经在西北奠定了事业的初步基础。计在宝鸡有合作社81个，在凤翔19个，陇县8个，西安5个，延安6个，南郑22个，勉县12个，褒城3个，凤县13个，两当2个，天水54个，秦安7个，甘谷7个，兰州13个，镇平10个。社员总数达3489人，共7499股，股金总数59743元。”③该年西北地区共有工合262个，相比于上年，增长了8倍有余。1940年12月底，西北区合作社数达到524个，社员10245人，共认社股为国币512160元。④较之1939年，增长了2倍。至1941年4月底，工合社发展到531个，社员12133人，社股620013元。⑤西北工合发展渐入辉煌时期。诚如一首《没有完成的歌》里唱到的：“哥哥造工厂，妹妹来纺纱。西北富源多，西北地面大。有流不断的江河，有取不尽的棉花，还有羊毛和大麻。大伙儿一齐来，用自己的原料，纺自己的纱！”⑥ 具体分析上述合作社，从布局上看，合作社均集中在川陕线和西兰公路沿线的几个重要据点上，并分布在资源富集区和交通较为便利的地区。工合社社员有来自东部和中部省区的失业技工、难民，但大多数为当地民众，文化程度较高。西北工合主任卢广绵是苏格兰阿伯丁大学和伦敦经济学院留学生，工合妇女部主任任珠明，亦毕业于伦敦经济学院，留学德国的杨玉珍博士在褒城主持了一个月产1万多加仑的“工合”酒精厂，留日的水晶体专家徐鸿林在凤县双石铺创建了一个生产各种军、民、医用玻璃器皿的玻璃合作社。⑦有些大学生也参与了工合社，如天水的一个妇女合作社，从事毛纺与编织，社员全受过较高教育，其中有三名大学生，有一个是清华大学英文系毕业的，原在国立甘中当老师，为了要实际提倡妇女参加生产，她辞掉教职当社员，后来当选为理事会主席。⑧但总体上，工合社社员的文化水准较低。诚如卢广绵所说：“本区各社员已达一万二千余人，考其教化水准，仍极低落；能识字者不过百分之三十，其余则多为文盲，如求对工业合作透彻之了解者，则更属稀少。”⑨从社员的性别上来看，男性社员居多，女性很少。但在发动农村劳力纺毛、纺纱之时，却是大量的非社员妇女被动员参与到这一运动中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