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6月间法国败降德国，日本乘机迫使法国停止滇越铁路运输，并试图在越南谋求更大的经济和军事利益。国民政府为保障西南国际交通和西南根据地的安全，曾考虑一旦日军侵入越南，即出兵越南援法抗日。派兵入越计划是国民政府西南防务筹划的重要环节，亦是其争取国际军事合作的关键步骤，但现有研究却甚少论及。①有鉴于此，本文拟对1940年间国民政府派兵入越计划的酝酿、筹备、调整及搁置等情况加以梳理和分析。 一、日本侵越图谋对云南防务的压力 从1940年4月起，德国对北欧、西欧发起军事攻势。日本乘德国军事进展顺利之机，试图染指欧战中失利的国家在远东地区的属地，而首当其冲的就是荷属东印度。此时，中国仍处于对日孤军奋战之中，国民政府期待国际局势的转变给中国外交和抗战带来转机，蒋介石认为，“倭对荷属东印度欲加染指，美国坚决表示反对，英、法心存警戒，此倭寇于外交上又失败矣，而其刺激美国扩充海军更予以致命打击”。② 随着法国在欧洲的战事日趋失利，日本又将觊觎目标伸向法属越南。此举无疑加剧了日本与法、英、美诸国的矛盾，也对中国西南国际交通乃至西南根据地的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为应对此种态势，国民政府希望与法国就共同防卫越南展开合作。 5月30日，中国驻法大使顾维钧接到蒋介石的电报，电报要求顾维钧和法国当局联系，“了解他们是否已做好准备以应付可能发生的日本南进扩张行动”，并提出法方“如果愿意合作，中国现在就应做必要的准备，这在中国方面不太困难”。6月4日，顾维钧根据蒋介石的指示精神，在拜会法国政府殖民部长罗兰时提及了中法合作保卫越南以及中国政府愿意在合作中提供人力和物资的问题。罗兰表示在越南受到日本入侵的情况下，中、法自有必要进行合作，但合作协议只应在所要防止的可能情况临近出现的时刻才能签订，并担心签订合作协议可能刺激日本发动进攻，同时表示缔结合作协议属于政策上的问题，超出其职权范围，建议顾维钧向国务会议主席或外交部提出这个问题。③ 6月10日，顾维钧拜访法国外交副国务秘书保尔·博杜安时，再度提及中法军事合作问题。博杜安认为如果日本进攻越南，那它就成为中、法的共同敌人，两国即应以最大的合作来加以应付，但目前日本尚无对越南采取行动的迹象，因此用一个反对它的联合行动协议来刺激它是不明智的。顾维钧则表示合作计划应在事先安排好，到发生不测就为时已晚。博杜安答应尽早让顾维钧知道法国总理雷诺的答复。④14日，顾维钧会见了法国外交部秘书长夏尔－鲁，希望了解法方对合作问题的决定。夏尔－鲁表示雷诺还没来得及考虑此事，而其本人愿表示法国政府感谢蒋介石建议的精神。 在法国政府以敷衍的态度对待中方提出的合作要求时，中方就越南防卫问题与法越当局进行了初步的接触。6月8日，中国驻河内总领事许念曾拜访越南总督府秘书长时，根据军委会副参谋总长白崇禧所嘱，以表达“个人见解”的方式提出：“倘使越南方面遇有何种困难，欲我相助者，我无不竭力相助，设或人力方面有所不足，亦不无可以商量，未知越南政府，曾有此种考虑否？”秘书长称此事越出其权力范围，并担心合作交涉消息可能走漏而多生枝节，望其向越督直接交涉此事。11日，许念曾将其与秘书长的谈话情形呈报外交部，并提出自己的意见，“关于人力助越问题，以目下意大利业已声明参战情形论，此时益增重要，因越南苟或不利，我西南屏障即失，且我倘能先允此项援助而屯大军于华越交界处，则越南政府助我运输心理即可稍为坚定，故此事虽非念曾范围所应进行之事，但探其语气，只须严密进行，法方亦所欢迎，深愿我当局勿加忽视”。⑤ 6月17日，法国雷诺内阁辞职，贝当继任总理，并宣布对德投降。日本乘法国战败之机，对其提出封锁滇越边界并允许日方向越南派使团对封锁加以监督的要求。法越当局在向英、美两国寻求军事援助未果的情况下，屈从了日本的要求。⑥29日，以西原为机关长的日本监视团到达河内。 对于越南停止滇越铁路运输问题，蒋介石认为，“应先设法使倭不用武力进占安南，然后再徐图恢复交通为要”。⑦他希望从国际外交方面获得突破，于6月21日分别致电驻美大使胡适、驻苏大使邵力子、驻德大使陈介，要求其推动驻在国政府设法遏止日本对越南的侵略企图。⑧为配合外交努力，他还决定发表对越问题宣言。22日，他拟定“宣言大旨”，认为“应说明倭寇侵略之目的，彼无论进占亚洲何地，其目的全为灭亡我中国，故倭军无论进至亚洲何地，我华军亦必随至何地，与在中国同一抗战；且安南尤为我中国接壤之地，为国际通华惟一之路。无论在历史上、地理上以及现行之条约上，我国皆有运输交通之权利，若倭果进占安南，不论其名义与行动方式如何，而其为假道安南以侵略我中国显而易见，故我必随倭军之进占安南而亦进军安南，对倭抗战，以保障应有之权利。但除倭寇外，对第三国决以友谊出之，而不敌视”。⑨23日午后，王宠惠与王世杰撰定此宣言，以外交部长名义发表。⑩宣言称：“日本如侵占越南，其目的将不仅夺取法国属地，势必更取道越南以攻华，故日本在越南等地有武力侵犯行为，中国政府为维持其生存独立与遂行其一贯之反侵略主义计，不能不因日本之逼迫而采取此种局势下之一切必要之自卫措施。”(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