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望与希望:《努力周报》有关国民党问题的论争

作 者:
余杰 

作者简介:
余杰,四川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成都 610064 余杰(1982—),男,四川自贡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近代中国政治史。

原文出处: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1923年下半年(7月至10月间),《努力周报》发起了一场有关“国民党”的讨论。尽管其规模和影响均不及同年发生的“科玄之争”,但是这次讨论所涉及的政治问题,却给研究者提供了一个观察国民党重新崛起的绝好视角。讨论中反映出南、北政局变动的诸多信息,若能结合相关的历史背景,或对深入了解国民党在当时北方舆论中的形象有所帮助,并可追索国民党势力在往后几年迅速抬升的某些远因。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13 年 0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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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3)02-0112-09

      1923年下半年(7月至10月间),北方自由派知识分子主办的政论性刊物《努力周报》,发起了一场有关“国民党”的讨论。与同年发生并在学术界、思想界产生甚大影响的“科玄之争”相比,无论是就规模大小、持续时间而言,还是从参与者的社会声望和思想高度来看,这次讨论皆难望其项背①。后人著述几未提到此事②,即是证明。但是这次讨论所涉及的政治问题,却给研究者提供了一个观察国民党重新崛起的绝好视角。至少,讨论中反映出南、北政局变动的诸多信息,若能结合相关的历史背景,或对深入了解国民党在当时北方舆论中的形象有所帮助,并可追索国民党势力在往后几年迅速抬升的某些远因。

      尤其重要的是,1923年的中国面临着“何去何从”的关键抉择,《努力周报》的讨论事实上成为这一转变难得的“见证”。杨天宏先生就《密勒氏评论报》“中国当今十二位大人物”问卷调查进行研究后,对其反映出来的历史信息分析指出:“一般认为国民党的重新崛起是在1924年召开‘一大’、实现与苏俄共产党合作以后。其实早在1920年直皖战争爆发不久,北方政治呈现乱象,国民党的生存发展已获得转机”,到“1923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宣言》,提出实行三民主义的政策和主张。这一切直接导致了人心向背的变化”[1]。北方自由派知识分子在其主办的政论性刊物《努力周报》上发起的有关“国民党”问题的讨论,亦可从某些侧面反映这一社会心态的变化③。

      一 “革命造革命”

      1922年5月直奉战争结束,直系重新获得对北京政权的控制,并迎回黎元洪就职总统。尤其在直系武人吴佩孚的支持下,“旧国会”得以恢复,北方政治呈现新局[2]195。由于全国政局出现新的统一趋势以及“久乱思治”的普遍诉求,知识界中的立场温和者对北京政治的新发展有较高期待。胡适、蔡元培等主流学者乘机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敦促成立“好(人)政府”,以图建立“宪政的政府”、“公开的政府”,并实行“有计划的政治”[3]328-329。以学者的身份向政府公开谏言,即可代表部分知识分子期待政治好转的心理④。此外,吴佩孚之“儒将”形象,黎元洪重视“文治”的倾向,均颇有助于收拾“思治”者的人心[4]239。胡适回顾那段历史时就认为:“我们当日对于北方政府,确曾抱一点希望。一来呢,当日的阁员之中,有一部分颇负时望,虽是虚声,但虚声究竟还胜于恶名。二来呢,当日的阁员,多数都是不要钱的好人。三来呢,当时董康、高恩洪、罗文干的裁官政策,颇能实行,在北京的政治史上总算开一点新气象。”[5]395所谓“新气象”,很可能更多的是胡适等学人的“期待”,但亦正好说明他们对北京政治抱有某种程度的“迷思”(myth)。

      然而,随着吴佩孚重踏武力统一的“旧辙”,形象“自毁”,吴景濂、杨永泰等“北方国民党”公然利用国会屡掀政潮,“好人政府”无“果”而终,张绍增内阁与津、保两派因“总统问题”而密谋“倒黎”,结果政局不“治”反“乱”,此局面严重影响大众对直系及北京政治的信心,直接导致“北方”形象的整体失落[6]536。胡适承认“一年以来,直系军阀早已把一年前所得的一点相对的同情都渐渐失去了”,人们本来认为“只有吴佩孚可以勉强支持门面”,但现在“国人对于吴佩孚早已非常失望了”,如果“以这班已失人心的人,当此无从收拾之时局”,则“只可惜人民的糜烂,反动政治的延长,从此更不知何日才得终了呵”[7]465。如今胡适的立场显然趋于实际,便很能说明时人态度的变化。

      本来部分知识分子对改造宪政机关颇为在意,主张在尽速“恢复民六国会”的基础上进行调整。高一涵列名其间的《我们的政治主张》,曾就改革国会选举制度提出两项办法:废止现行的复选制,采用直接选举制;削减国会与省议会的议员额数。然而,1922年8月国会恢复后,先是遭遇所谓“民六、民八”问题,后又受到实力派主张先定“最高问题”的干扰,制宪进展缓慢。其次,因各方立场悬殊过大,本应改选的参议院议长一直未能选出,国会议事进程部分受阻。再次,由于未进行改选,国会中缺乏稳定的政党支持和民意基础,“使原本就存在的政府与议员的冲突发展到极点”[8]178。“国会”非但未能成为国人政治信仰的中心,且自身深陷“危机”。1923年新年伊始,高一涵便在《努力周报》上发表《国民应该起来制裁这制造革命的国会》,稍后更声称“国会这机关,在中国可真是一个不祥之物”[9]。从呼吁“改革”到起身“制裁”,并将“国会”视为“不祥之物”的心理暗示,无疑表明数月来的政局变动令高一涵相当失望。

      1923年6月间,因直系武人曹锟觊觎“总统”及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力图内阁,双方联手逼迫时任总统黎元洪去职,酿成所谓“北京政变”。稍后,双方又强行推动旨在主导“总统选举”的决议在国会通过,此举导致北京国会分裂[10]143。国民党议员、政学系议员、部分益友社议员和安福系议员相继离京南下,北京政局重新陷入混沌。这一结果不仅使国人对南北统一的期待落空,且多数人希望的“政治上轨道”更是遥遥无期[11]。胡政之曾说:“十数年来,政治上每有一次大变局国人必抱若干之新希望,顾其结果,大率好戏只有一场,取快仅能一时,而大局之僵也如故,国事之无办法也如故。……值人欲横流之时,处利害错综之际,失意之徒,所在多有,阴谋构煽,常有所闻,因国人认最近政变为最善之机会,其期望也过殷,故于漫无端绪之政象,其失望也乃愈甚。”[12]122期待现状的改变与改变现状的无力交织起来,成为这一时期社会焦虑心理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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