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一代士林的构成及局限

作 者:

作者简介:
裴毅然,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上海 200433)

原文出处:
社会科学

内容提要:

抗战前后进入红色阵营的延安一代乃中共党史上的“黄金一代”,国民党在这场关键性的青年争夺战中落败。延安一代整体知识结构为旧式文化加简化的马列公式。低窄的学历结构从宏观上制约了延安一代对革命的理解,同时也制约了他们对极“左”思潮的及时警觉。他们多以文学想象革命,以浪漫代替现实,头脑中只有抽象概念,“只有批评没有批判”,常用偏窄的论点支撑宏大结论。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13 年 0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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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2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3)03-0147-10

      就史学拓展角度,代际知识分子研究具有宽广的综合性。尤其是将人物回忆录中的“典型细节”及时输送给史学界,以具体的鲜活实例支撑抽象史论,既能有效还原历史,又使史学增加生动性,更易走向社会大众。

      抗战前后,至少三十万知识青年进入红色根据地,形成耀眼夺目的延安一代,对抗战以后的国史走向影响宏巨,成为中共军政胜利最重要的组织基础。20世纪80年代中期,延安一代全面接班,成为十分引傲的“黄金一代”。进入21世纪,一些耄耋之年的延安一代干部,凭借历史形成的高度发挥余热,对当下仍有重大影响,个别重要人物(如李锐、万里、杜润生、杜导正等)余热尚炽。

      延安红色士林,时代特征烈然鲜明,价值取向浑然整一。就人文现象而言,空前绝后,无法复制的历史独特性使他们裹带上浓密的时代信息,埋有史家最感兴趣的史料,为百年国史重要标本之一。研析带着历史体温的延安一代具有历史、现实与未来三重意义,近年越来越引起史界兴趣。

      一、延安一代

      1935年华北事变后,抗战迫近,大批知识青年投身军政,国共两党都认识到“谁抢到了知识分子,谁就抢到了天下”①,“谁得到青年的拥护,那就是谁获得了胜利”②。中共改变1928年以来对知识分子的关门政策,改共青团为“民先”(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以强调抗日,批判“关门主义”,打开大门“广招天下士,诚纳四海人”③,电令各地大力输送青年赴延。平津宁沪港穗汉渝等地左翼报刊发表许多介绍延安的文章④,再三承诺“来去自由”——来则欢迎,去则欢送,再来再欢迎。冼星海即因为得到创作出入双自由之诺才决定赴延。

      毛主席一再指示“革命青年,来者不拒”,要求抗大招生广告从延安一直贴到西安,每根电线杆一张。抗大新生每至百余名,毛主席就亲自接见。毛主席意识到抗大有可能成为中共的“黄埔军校”。1939年2月,鲁艺美术系两位教师申请入党,毛主席特约面谈⑤。民主人士到访,毛主席必接待。从毛主席那封《给萧军的信》,可看出当年对知识分子的重视⑥。

      1939年5月,抗大生刘力功不愿下基层,坚持升学马列学院或回原籍工作,不满足要求就退党,刘最后同意去华北,但一定要在八路军总部。开除此人之前,组织找他谈话七次,竭尽挽留之力⑦。竭望人尽其才,粒珠无遗。

      1938年3月,抗大教育长罗瑞卿向党务科长李逸民交待任务:不管就学时间长短,每连党员要发展至80%⑧。国统区各级党组织第一要务就是发展党员。1938年春,18岁的冯兰瑞(李昌妻)入党,不到一年就发展12名党员⑨。入党誓词中最关键的一句“永不叛党”也拿掉了(1982年恢复),“服从纪律”改为缓和的“遵守党的纪律”⑩。

      中组部长陈云再三强调:“现在各方面都在抢知识分子,国民党在抢,我们也要抢,抢得慢就没有了。日本帝国主义也在收买中国的知识分子为它服务。如果把广大知识分子都争取到我们这里来,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那末,我们虽不能说天下完全是我们的,但是至少也有三分之一是我们的了。”(11)

      延安各校一开始还收点膳费,很快一律免费,统一发放土布军装。抗大生每月一元津贴,校方须为每生每月平均支付10.5元(12)。党还在各地开办各种干训班,如1938年1月在浙南平阳县山门举办“抗日救亡训练学校”(校长粟裕)。1940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要求中原局开办两万人的大学校,尽量招收上海、苏北的知青:

      不分男女、信仰、党派、阶级,只要稍微有点抗日积极性的,一概招收,来者不拒。不要怕反动分子混入,让其混入一些,然后再淘汰。(13)

      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从天南海北投奔延安,最小只有十二三岁,如绥德小学生白纪年(1926出生,1984年任陕西省委书记),1939年春步行赴延。大学教授、工程师、新闻记者,各党各派都有,甚至有爱吃大菜爱上舞场的上海小姐,有凸肚少妇,有南洋华侨(14)。

      待遇上向知识分子倾斜。1937年抗大补助教员每月二斤大米、一斤鸡蛋、几斤白面,发给吸烟教员数包风车牌香烟。学校干部津贴高于部队干部,教员优于校内行政干部。前方营连干部每月津贴3元,学校的队长、指导员、参谋3.5元,教员4元,主任教员4.5元,校长5元(15)。普通学员一元,“只有从外面请来的教员十元,高于(校领导)一倍以上”(16)。1938年,陕公校长成仿吾薪金5元,教员薪金却有高至12元的(17)。1946年10月,王光美飞赴延安,供职军委外事组,中办主任杨尚昆安排她吃中灶(18)。

      1938年9月,延安已聚集各路学生万余,陈云感慨万分:“天下英雄豪杰云集延安。我记得1932年在上海开办一个学校,训练工人干部,只讲了六天,学生也只有六个……一万个跟六个比一比,相差多少?”(19)国民党史家也说:“此一大量新血输入,实为中共再起之重要凭借。”(20)陈云秘书刘家栋说:“整个抗战期间,约有20万人次的干部在延安接受了短期训练,仅抗大就有十万人次。”(21)

      1938年秋,抗大已无力继续扩容,延安到西安的电线杆一路张贴“抗大停止招生”,但还是有许多青年徒步走来(22)。江南还有一些投奔新四军的学生,因无介绍信,硬给撵回去(23)。1942年,延安总人口达四万,“三万党政军,一万老百姓”(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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