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332(2012)04-0049-08 2001年张学良逝世，到2003年，最后一位西安事变当事人宋美龄也在美国逝世，这使得有关西安事变的研究颇受人关注，对于西安事变话题的忌讳也越来越少。于是，在此前后，关于西安事变的研究出现了长足进展。仅在史料方面，有中央档案馆编的《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由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出版；有刘东社编的《西安事变资料丛编(第一辑)》，由香港的银河出版社2000年出版；还有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31－1937)》，由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出版。更值得一提的是，2003年，台湾《近代中国》杂志依据蒋介石孙媳方智怡提供的蒋介石在西安事变期间的日记影印本，公布了《蒋中正先生西安事变日记》(发表于该杂志第153期)；2004年，台湾《近代中国》杂志特请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马若孟与郭岱君两位教授协助，复印并翻译了胡佛研究所宋子文档案中的一份英文打字稿的西安事变日记，即《宋子文西安事变日记》(发表于该杂志第157期)。另外，中央文献出版社于1998年出版了《周恩来传》和《周恩来年谱(1898－1949)》的修订本，2005年还出版了《毛泽东年谱(1893－1949)》；2000年，《张闻天年谱》和《张闻天传》修订本也分别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和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这些史料，有大量涉及到西安事变，并且不少是第一次披露。 大量史料的公布，为西安事变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此基础上，近十多年来，有关中共与西安事变关系的研究出现了众多成果，在史实分析和方法运用上都有重大突破。如此多的成果，因为史料的掌握、历史观的立场等原因，在中共与西安事变关系研究上形成了不少热点和难点问题。 一、中共与西安事变的发动 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主旨就是要逼蒋联共抗日。因此，西安事变与中共的利害关系是不言而喻的。长期以来，海内外一直关注一个问题，即西安事变发动之前，中共是否知晓。普遍流行的说法是，中共事先不仅没有参与，而且毫无所闻。对于中共在西安事变之前与张、杨的接触，学术界基本认为，周恩来对西安事变前张学良的转变有很大的促动作用。如有学者认为：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事先确实没有同中国共产党商量，但中共方面希望张学良按照肤施会谈的约定，尽快推动蒋介石结束内战，一致抗日，并催促张学良采取行动也是事实。①还有学者甚至认为，周恩来为转变张学良、杨虎城立场做了艰苦细致的工作，使张、杨在国民党内部实行逼蒋抗日政策，终于导致了西安事变的爆发。②现在争论的焦点是，中共是否事先知晓西安事变的发动。 随着研究的深入，一些学者根据新发现的史料，尤其是叶剑英等人的亲身经历，提出了新的论断。1936年10月初，叶剑英以中共中央代表的秘密身份到西安协助张学良改造东北军。29日晚，叶剑英等曾向中共中央报告，张、蒋会谈无果，西安有人主张“捉蒋”。在20世纪60年代，中苏两党关系恶化，苏联学者利用共产国际档案批评中共。如A·C·季托夫的论文《中国争取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斗争(1935—1937)》，便说西安事变的发动与中共有“直接”关系，“1936年11月，毛泽东的代表叶剑英还曾同张学良讨论过扣蒋问题”。③杨尚昆后来还回忆：叶剑英回来汇报，说张学良无意间说过“必要时进行兵谏”。④此外，除了刘鼎是中共中央驻东北军的联络员，中共当时在西安有着较为发达的地下党系统，如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中共西北特别支部等，对推动西安形势发展做了大量工作。1996年，国家安全部负责编撰的《李克农——中共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一书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其中提到西安事变是“李克农首先得到这个消息，立即报告中共中央”。⑤这就直接否认了1936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在接到张学良电报后才知晓西安事变的主流观点。 据此，有学者提出：“从西安地下党完善的情报系统、优良的通讯设备和大批情报骨干云集西安的情况看，那种认为中共中央在12日白天并不了解事变真相，要到13日才了解事变详情的观点应该是站不住脚的。”⑥有学者还进一步指出：“在西安事变发动之前，中共中央，至少是其主要领导人(毛、周等)，已经知道张学良有了举行扣蒋政变的打算，但他们并不赞同。”其原因主要是：中共作为一个严正的政党，历来不对敌对的政治领袖人物采取绑架暗杀等；中日民族矛盾早已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需要的是统一与合作，而不是分裂与内战；共产国际和苏联已坚持主张联蒋抗日。⑦ 如果中共提前知晓了西安事变的“扣蒋”，有一个问题就随之而来，即中共是否参与了西安事变的“扣蒋”。陈立夫晚年的回忆录《成败之鉴》说：在谈好有关协议文字后，周恩来要回延安覆命，张冲陪其去西安，“不料事隔几天，西安事变突起，当时张冲、周恩来都在西安”，暗指这一事变是周恩来直接指挥的。台湾《中华民国史事日志》1936年12月10日也有记载：“中共代表周恩来及张冲自南京到西安，准备去陕北。”而《周恩来年谱》和《周恩来传》都没有记载周恩来在12月12日的具体活动。直到12月13日上午，才记载周恩来出席中共中央常委扩大会议，并发了言。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西安事变时周恩来在保安，却又说周恩来于12月13日到了西安。从现有史料看，既不能证明周恩来就在保安，也不能证明周恩来就在西安。要证明西安事变当天周恩来的活动内容，仅仅依靠电报的署名或个人的回忆是不够的，还需要进一步发掘具体的历史记载，才能最终破解这一谜团。⑧也有学者认为：陈立夫的回忆有误，当时的周恩来是在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