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圖分類號］K265.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874-1824(2013)01-0005-14 自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一直在研究已經故去的業師、金陵大學歷史系的創辦者與任職30年的資深教授貝德士博士，而且主要是利用收藏在耶魯大學神學院圖書館的卷帙浩繁的《貝德士文獻》。現在我的精力與視力都難以繼續從事此项研究了，因此略作文獻介紹藉以引發更多年輕學人興趣，期望有若干志趣相近者充分利用這批寶貴資料。 一、貝德士其人其事 貝德士(Miner Searle Bates)1897年5月28日生於美國俄亥俄州的紐華克(Newark)，這是一個中西部內地小城鎮，居民善良質樸而略有古風。貝德士的父親Miner Lee Bates是一位學者型新教牧師，在當地居民中享有很高的聲望，曾長期擔任哈萊姆學院(Hiram College)院長。貝德士就近在父親的學校讀本科，品行端莊，學習勤奮，曾多次獲得全校演講比賽獎項。19歲畢業並獲得羅茲(Rbodes)獎學金，去牛津大學攻讀歷史。 1916年暑假以後，貝德士獨自遠行前往牛津留學。當時歐戰炮火正烈，牛津學生報名從軍者非常踴躍，一批一批奔赴前線，不少人英勇犧牲在戰場。貝德士雖然是美國人，但也在這股熱潮下投筆從戎，於1917年離開牛津，作為基督教青年會(YMCA)幹事前往近東。稍後又正式入美軍服役，曾經到過印度、美索不達米亞等地，雖然沒有直接作戰，但已經受多方面艱苦鍛煉，並且大大開闊了眼界，增添了不少社會閱歷。 歐戰結束後，貝德士重返牛津勤奮攻讀。先是在近代史榮譽研究院獲學士學位，隨後又增修政治學與通史兩類課程，於1920年獲碩士學位，同年暑假回到美國，並且被基督教聯合佈道會(United Christian Missionary Society)授予傳教士資格，派遣到中國工作。① 貝德士於1920年夏秋之間到達南京，頭一年在金陵大學華言科(Nanking Language School)學習中文，貝德士這個中文姓名大概就在此時啟用。學习中文期間貝德士與同時前來女子文理學院任教的Lilliath Robbins女士相識並相愛，兩年後成為夫婦。貝德士於1921年秋季在金陵大學正式任教，起初是在政治系任教並兼任主任教士，1924年歷史專業從政治系脫離並獨立成系，貝德士又擔當系主任，一手經理各項創辦事宜。在國民革命與民族主義浪潮猛烈衝擊下，金陵大學與其他教會大學一樣加快了“中國化”的步伐。1927年11月，陳裕光在“南京事件”之後出任金陵校長，更為重視加強中國歷史與文化的教學與研究，並於1930年利用霍爾(Charles Martin Hall)遺產基金30萬元創建中國文化研究所。貝德士熱情協助李小緣等中國學者，積極參與此項工作，承擔《中國統一政治之形成——歐美學者研究中國學術概觀》專題研究，並且編撰《西文東方學報論文舉要》，於1933年作為該所叢刊之一正式出版。從1927年到1937年，金陵大學穩步健全發展，歷史系的師資、教學與研究都隨之相應趨於完善，且於1936年率先成立史學研究部，明顯提高了學科層次，其中也包含著貝德士10多年的勞績與心血。② 除認真教學、研究並參與其他學校工作及社會活動外，貝德士還抓緊充實自己。1934～1935年，他曾作為洛克菲勒學者前往美國進修。1935年在耶魯大學完成關於“西元前221～88年中國歷史”的畢業論文並取得博士學位；同時還曾在哈佛大學研究學院學習日文與俄文，這兩種語言對於他以後研究亞洲問題很有裨益。1936年至1941年間，他曾七次訪問日本，代表基督教教會並利用當地資料研究亞洲現狀、日本社會狀況及政府政策。從貝德士遺稿中可以看出，他是較早也較清醒地向國際社會發出日本軍國主義必將發動全面侵華戰爭警報的少數美國學者之一。 抗日戰爭開始以後，金陵大學西遷成都。當時還滯留在日本的貝德士奉學校當局之命，歷盡艱難穿過日軍戰線返回南京，以副校長名義全面負責留守校產。南京淪陷前後，他是南京難民區委員會(Nanking International Safety Zone Committee)的骨幹與主席。南京大屠殺期間，貝德士與許多中外基督徒一起，在極其艱險的環境中做了大量保護與救濟難民的工作。③ 抗戰勝利後，貝德士繼續在金大(1946年遷回南京)等校教書，並且贏得同事與學生更大的尊敬。1946年7月29日，貝德士出席東京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日本的審判。作為南京大屠殺的重要目擊者，他以無可辯駁的親身見聞與實地調查資料，證實與指控了日軍大肆殺戮、搶劫與姦淫等萬惡罪行。他那擲地有聲的證詞已經被收入東京審判記錄，並被當時許多報刊所傳播。 1950年，由於中美關係急劇惡化，貝德士返回美國，此後一直在紐約協和神學院(The 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任教，並參加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中心有關學術活動。1965年退休以後，長期從事《基督徒奮進在華五十年》(The Protestant's Endeavour in China,1900-1950)這一巨著的撰寫工作。迄至1978年秋猝然病逝，他窮盡13個寒暑，為我們留下約一千種書刊、報紙的摘錄和複印資料，還有3800頁工作筆記。這批珍貴資料，連同他生前保存的日記、函電、其他手稿等各種文獻，全部收藏於耶魯神學院圖書館特藏室。這些書稿與文獻資料，堪稱是基督教與中國現代化關係的一部實錄，但可惜至今尚未被中外學者充分利用。 二、何謂《貝德士文獻》 《貝德士文獻》一詞，最早是我在有關論著中使用的。有些人以為是貝德士的著作，是已出版的書名，其實大繆為然。《貝德士文獻》是英文“Bates Paper”的中文譯名，它原本是貝德士捐獻給耶魯神學院的一大批私人文獻檔案全宗的綜稱。貝德士文獻全部收藏於神學院圖書館的特藏室(Special Collection，亦可譯為善本室)，屬於“中國文獻收藏”(The China Records Project)。此項收藏由基督教全國委員會(NCC,National Council of Churches)於1968年啟動，1972年全部歸屬於神學院圖書館，現已收藏始於19世紀早期的傳教士與團體在華活動的相關手稿與印刷品近1000計量碼。該館還積極收集記述第三世界國家宗教生活的手稿與印刷品。該館另有1800卷縮微膠捲，6萬張縮微膠片。其全部相關收藏，包括300多位傳教士的私人文獻，還有學生志願海外佈道運動(The Students Volunteer Movement for Foreign Missions)、亞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聯合董事會(The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簡稱UB)等大型組織機構的原始檔案。其收藏之富，覆蓋面之廣，令人瞠目，堪稱研究中國基督教學者必須潛心檢閱的處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