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秉常外交活动及外交思想述论

作 者:

作者简介:
左双文,华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1 左双文(1961—),男,湖南湘潭人,历史学博士,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文出处: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傅秉常是民国时期资深外交家,早年追随孙中山、伍廷芳,南京政府成立后曾任立法院外交委员会委员长、外交部政务次长及驻苏大使等职。他参与外交决策、单独展现个人才能的机会并不是很多,而多是作为辅助者、配合者进行活动,但都能尽职尽责,恪尽职守,扮演好自己的角色。而一旦机会来临,他也会及时抓住,放出异彩。傅秉常对于国际局势(特别是他参与较多的中苏关系),有其个人的见解。对于一般的外交工作,例如外交机关、外交人员的基本职守与应有分际,驻外使馆的规划管理与业务范围等,也颇有见地。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13 年 0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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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2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455(2012)06-0109-11

      傅秉常,1896年生于广东佛山,10岁至香港上学,20岁毕业于香港大学工科,是民国时期的资深外交家。清末民初外交界前辈伍廷芳是其妻子的姑丈,伍廷芳之子伍朝枢与他各娶著名港绅何启之一女为妻,又是连襟。其自1917年兼任伍廷芳的中英文秘书起,次年任南方军政府外交部秘书,1919年作为伍朝枢的随员出席巴黎和会,大革命时任孙中山的外交秘书,南京政府时期先后任立法院外交委员会委员长、外交部政务次长等职,并一度被任为外交部长(未就职),对外交事务甚有心得。1943年初他出任驻苏大使,1946年当上了各国驻莫斯科外交团团长。关于傅秉常与民国外交的问题,学术界已有了一些研究成果①;但还有值得探讨的空间,关于他的史料也还有待进一步整理公布。本文拟对其外交活动及外交思想略作探讨。

      一、追随伍廷芳,初入外交界

      傅秉常晚年尝谓,他一生政治上关系密切,学问、做人两方面均受益极深者,计前辈三人:伍廷芳、孙中山、唐绍仪;同辈朋友三人:伍朝枢、王宠惠、孙科。他进入外交界,应该与伍氏父子关系密切,“余追随伍廷芳先生最久,受惠亦最深”②。他在外交方面的最初学识,就是由伍廷芳刻意训导的。傅秉常先为伍廷芳之中英文秘书。1918年广州军政府正式改组之后,他出任总务厅印铸科长,主管关防勋章等;同时兼任外交部秘书,开始其外交生涯。1920年,傅秉常任广东军政府财政部及外交部驻港代表,旋被广东省长胡汉民发表为两广交涉员。

      1923年初孙中山返粤后,任命傅秉常为广东特派交涉员兼粤海关监督。1923年3月,广州大本营成立;6月,伍朝枢任大本营外交部长。因为傅秉常与伍朝枢的特殊关系,孙中山即发表傅秉常为大本营之外交秘书、并兼两广交涉员与粤海关监督,协助伍朝枢办理对外交涉事务。后因外交须统一办理,省政公署交涉局长也由傅秉常兼任。一身四职,傅秉常曾谓自己的工作“忙迫异常”③。这时期经常的外交工作,是与住在沙面的各国领事的交涉,与对香港、澳门的总督和有关人士的交涉。

      傅秉常任两广交涉员时,孙中山将欲南下,而香港方面犹未取消此前阻止孙中山登岸之禁令。傅秉常受命与港英当局交涉,时港绅中较具影响力的周寿臣与罗旭和两人与傅秉常有世交之谊。经两人介绍,傅秉常得以往访港督,力言香港与广东合作之必要,否则香港之安定与发展将受到种种妨害。当时英国公使朱尔典驻北京,所代表的英国外交部执行的是反国民党的政策。傅秉常告诉港督,香港政府隶属英国殖民部,殖民部之政策及目标与外交部不同。经傅秉常陈词之后,香港方面对于与广东国民党的合作转趋热心。不仅取消限制孙中山登岸之禁令,且遣人至码头迎接,一度甚至拟邀孙中山驻总督府,“中山先生在港精神上极感愉快”④。孙中山与港督两次商谈港粤合作,颇为融洽,并曾应邀到香港大学发表演说,对联英抱有一定期待。但因英国外交部、英国驻穗总领事等竭力反对,此一尝试联英之政策未能成功。

      其后,国民党开始其联俄政策,傅秉常也参与其事。时苏联陆续派人来粤,大都由廖仲恺负责接待。但傅秉常与鲍罗廷夫妇接触较频繁,并负责联络苏联军事代表加伦将军等。多年之后,傅秉常称其对孙中山所提倡的联俄容共政策甚不赞成,“与鲍罗廷交涉,余曾负责其中一部分工作,然深感失望。假设联英成功,则日后之局面必定改观”。但这应为局势大变之后的说词。⑤其实,这时的联俄经历,对其三四十年代出使苏联,应是一个难得的早期经验。在其回忆的另一处,他自己也坦承:“广州时期,鲍罗廷常与余谈论问题,且介绍余阅读社会主义书籍。……余对共产主义与苏俄之有相当认识,日后且能负责对苏外交者,多赖鲍罗廷于此等理论之引介。”⑥

      1924年6月,沙面英法当局颁布歧视中国人的“新警律”,激起广州工人的强烈不满。7月15日,沙面3000多名工人宣布罢工,全市各进步工会也起而响应。罢工的浪潮严重冲击着英法当局,他们不得不向广州革命政府寻求帮助。孙中山命傅秉常以广东交涉员身份参与调处。傅秉常根据孙中山应尽快打破僵局的意见,开展了和沙面当局的谈判并最终达成协议。从协议内容看,对中国员工还是甚为有利的,基本否定了“新警律”的内容,也保障了罢工工人的利益。这说明,在罢工工人及革命政府的支持之下,傅秉常的外交斡旋工作较为成功。⑦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6月23日广州又发生“沙基惨案”,更激起了广东民众对英帝国主义的愤怒,终至掀起了震动中外的反帝运动——省港大罢工。傅秉常回忆,在关于沙基惨案的交涉中,他不仅因担任两广交涉使首当其冲,与各国领事反复交涉,事实上当时广州政府之外交机关,自外交部、交涉使以至省长公署,均是由他负责。故“沙基惨案”后之交涉,无论以伍朝枢、胡汉民还是以他本人名义发表的文件,实际均是由他一手经办。⑧广州国民政府曾特命孙科与傅秉常等组团北上,与当时的北洋政府执政段祺瑞等进行联络,商议采取一致对外的政策。但那时香港当局则反以污蔑和威吓的言词答复国民政府。孙科与傅秉常等北上的代表,于1926年3月8日发表宣言,表示须于自由平等的原则下,由香港政府与港粤罢工委员会进行解决。宣言强调了广州国民政府是代表民众利益的政府,要求废除帝国主义的对华不平等条约,如此才可能有正常的交往和通商。这反映了国民革命高潮时期激进的革命外交的基本立场,傅秉常作为具体的执行者,亦大体秉持了这一立场。⑨

      二、任职国民政府外交部

      ——从佐理部务到政务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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