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6425(2013)01-0063-11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中国政治，云谲波诡，和平建国的曙光转瞬即逝，国共两党随即兵戎相见，力量此消彼长。国家前途变幻莫测之际，各种政治力量与政治人物纵横捭阖，寻求出路。蒋廷黻、胡适等已进入国民党政权体制或与体制保持良好关系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既有体制逐渐产生疏离倾向，试图组织新的政党——中国自由党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 已有学者关注并研究蒋廷黻与中国自由党。如张玉龙根据其博士论文拓展成的专著《蒋廷黻社会政治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中，有“‘中国自由党’之梦”一节，主要依据顾维钧等人的回忆资料，从蒋廷黻思想发展的脉络出发勾勒出中国自由党的轮廓。闫润鱼的《胡适与“中国自由党”始末》(《人文杂志》2003年第1期)，主要讨论了胡适与中国自由党的关系。然而，由于中国自由党胎死腹中，知之者不多，资料相当零散，对其研究大多浅尝辄止，尚欠深入[1]。 2000年前后，蒋廷黻后人分批将其资料捐献给哈佛大学，最后全部收藏于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编为“蒋廷黻资料”(Archives of Dr.Tsiang Tingfu)，这为研究蒋廷黻及相关的历史提供了新的可能与依据[2]。本文即主要根据这批珍贵资料来研究蒋廷黻与中国自由党的关系，冀能推进相关研究的深入开展，以贡献于学术界。 一、蒋廷黻的从政经历与理念 蒋廷黻(1895－1965)，湖南邵阳人，1911年由教会资助赴美求学，先后就读于派克学院、奥柏林学院，最后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23年回国，先后担任南开大学、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在中国近代外交史研究方面取得引人瞩目的成就。 蒋廷黻与国民党政权的关系颇为复杂。国民党完成北伐建立统一国民政府后，蒋廷黻起初对其并不完全认同。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东北后，如何救亡图存成为中国各界共同面对的问题。1932年，蒋廷黻参加国民政府在洛阳召开的国难会议，开启了与国民党当局合作之门。也是这一年，蒋廷黻在一次北方学人的聚会上，提出办个周刊以讨论中国所面临的问题。5月，《独立评论》创刊号出版，它凝聚了北方的一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成为学人论政的阵地，影响颇大。至1935年底南下从政为止，蒋廷黻是《独立评论》的支柱作者，先后在刊物上发表文章56篇(包括时论、游记和译著)。他在《独立评论》上的文章，系统地阐扬了自己的政治理念及对时局的看法。张玉龙对蒋的言论有如下归纳：“概言之，即以整个国家的迅速现代化为核心，内政方面，通过新式独裁、革除弊政、武力统一诸途径以建立以南京为中心高效统一的政权，推进整个民族国家的现代化；外交方面，借助国联与国际，以中苏关系为重心的多元外交方略、低调抗日诸项以迂缓日益紧张的中日危机，换取内政建设必需的时间与空间，最终达求制日之目的。”[3]蒋廷黻在那场著名的“民主与独裁”争论中，因主张“新式独裁”而格外引人瞩目。张玉龙评论道：“蒋廷黻的上述构想与主张，既集中地体现出他对民族国家前途与命运的思考与关怀，所表现出的强烈工具性政治意向，也彰显出他与南京当局‘攘外必先安内’的基本国策不谋而合的相通之处。”[4]蒋的声名也由此从学术界向社会传播，他自称“有许多人是从《独立评论》认识我的，而非从我花费多年心血所写成的历史著作中认识我的”[5]。顾维钧认为，蒋廷黻组织反对党的想法，“早在他参加政府以及参加和《独立评论》有联系的小组初期就有了”[6]。 1935年底，蒋廷黻应蒋介石之召，以学者身份参加国民政府，出任行政院政务处长，步入政坛。蒋廷黻之入阁，既是他自己寻求“入世”问政的结果，也与蒋介石1932年复出之后有限度地对知识界、工商界开放政权，吸纳人才的策略有关。在1935年改组的行政院各部中，实业部长是精于理财的吴鼎昌，铁道部长是中国银行经理张嘉璈，教育部长是王世杰，行政院的秘书长和政务处长分别是翁文灏和蒋廷黻。在强调“革命伦理”与辈分的国民党政权中，这几位的加入，均是“异类”。蒋廷黻入阁备受瞩目，他在接受《大公报》采访时，乘机对自己“弃学从政”作公开的解释：“此次投身政治，惟有竭力做事，而不做官，并本科学训练精神处理政务。本人对政治之希望，对内希望一切建设能予人民以实惠，对外希望在保存国家独立主权完整条件下，促进友邦邦交。”[7] 在行政院组织架构中，政务处长实为院长之幕僚，主要负责政策的制订与研讨。蒋廷黻在首度担任行政院政务处长的一年时间，曾试图对中央各部会行政与地方行政进行改革，并建立了“行政效率研究会”，刊行《行政研究》，然而，实际效果远不如其所预期，曾一度萌生去意。1936年底至1938年初，蒋廷黻曾短暂出任驻苏联大使。1938年5月，蒋廷黻复任行政院政务处长职，主要负责战时大后方财政预算及地方行政建设等事务。他在此任上有5年时间，因其主要职责是幕僚工作，故很难有显性的业绩。 1943年秋，蒋廷黻奉派到美国，率团出席有关“战后救济”的国际会议。11月，44国代表在华盛顿签署《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协定》，不久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简称“联总”)宣告成立。蒋廷黻当选为“联总”中央委员会的中国代表，常驻华盛顿参与“联总”早期的各种会议与活动，努力争取中国成为“联总”援助预算的最惠国。次年12月，“联总”在重庆设立办事处，国民政府于1945年1月建立了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简称“行总”)，以协助“联总”在华善后救济工作之展开。蒋廷黻出任“行总”的首任署长，其主要使命是奉国民政府指令办理全国善后救济，同时依据协定，履行中国对“联总”之义务。蒋廷黻等人辛勤工作，致力于中国善后救济计划的制订，并在战后初期全面展开善后救济业务。可惜好景不长，内战全面爆发后，善后救济物资成为国共政争之工具，“行总”工作极不顺利，蒋廷黻也备受质疑，“联总”在华人员指责他，监察院更对其提出弹劾，1946年10月，蒋廷黻被解除了“行总”署长职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