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近三十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划时代意义被不断强调与认可，改革前三十年的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也在以近乎反面教材的面目被反复提及，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以及低下的经济效益成为后人对于那个时代的普遍印象。研究者在论其成因时，大都明示或暗含了一种观点，即计划经济体制下对微观经济主体(包括地方政府、企业和劳动者)的激励不足，是造成经济运行当中效益低下的主要原因。①笔者在这里并非想为改革前的经济发展模式翻案，但必须指出的是，既有的认知都在一定程度上默认了一个前提，即一旦经济主体的积极性提高，就可以获得效益型的经济增长；同时否认了一个可能，即计划经济体制下以增效为目标的激励机制的有效性。 近年来一些研究者开始从个体理性与集体行动的角度，质疑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中劳动激励不足的成见，认为恰是在劳动激励下个体对效用最大化的追求，导致大量“无效”劳动的出现，从而降低了集体经济的收益与效率。②笔者对这一解释本身基本表示认同，尤其在劳动监督更易于实现的工业组织内部，工人的劳动强度较前集体化时期的确有了显著的提高，不过，论者着力于劳动者的观察与讨论，恐怕还不能充分解释中国集体化经济的低效问题，在国家与劳动者之间存在的其他博弈方，如“单位”及其科层结构(在城市以企业为代表，在农村以人民公社为代表)、地方政府等微观经济主体，显然不能被忽略。 对历史问题的解释首先需要还原历史场景，我们不妨进入生产场域思考这样一些问题，那就是1949年后的新政权是如何组织基层单位和个人投入生产，同时后者又是如何做出反应的，只有明确了这些问题，我们才能进一步回答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经济发展的症结所在。在下文中，笔者就将通过对20世纪50年代作为生产动员最常见手段之一的劳动竞赛③的探讨，以上海工业为例，尝试对以上问题进行实证性的分析与讨论。 二、生产动员与劳动竞赛的兴起 中国共产党的生产动员④经验可以追溯到延安时期或更早时候出现的生产运动，培养出了像吴满有、赵占魁等一批来自不同行业的劳动模范和典型人物，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赵占魁运动。赵占魁本人是西北农具厂的一名翻砂工人，他的劳动干劲和先进事迹得到了陕甘宁边区政府的重视和表彰，毛泽东对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并号召“发展赵占魁运动于各厂”。此后，赵占魁运动在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根据地蔓延开来，先后涌现出了甄荣典、张秋风等一批工人学习榜样。据称，通过开展赵占魁运动，陕甘宁边区各工厂平均增产30％～50％。⑤在当时，组织生产运动、奖励表彰劳模，除了出于军民生产动员的需要，恐怕还兼顾有政治上的宣传教育目的。共产党政权真正开始在工人中组织起有规模有计划的劳动竞赛，还得到巩固东北根据地以后。⑥ 应该说东北工人生产竞赛的兴起与苏联工业化发展经验的输入是直接相关的，除了受到“斯达汉诺夫运动”⑦的影响，在东北地区较早出现的创造新纪录运动，还是从苏联引入的旨在控制成本的经济核算制在贯彻落实中的一个副产品，并同反浪费斗争构成了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可算是后来兴起的增产节约运动的前身。⑧沈阳机器三厂的青年车床工人赵国有以其一次次地刷新车床上塔轮的生产时间，而成为这场创造新纪录运动的标兵。50年代以后，当东北经验向全国推广之际，朝鲜战场的形势发生了变化，中国政府做出了出兵朝鲜的决定，于是国内的生产动员顺理成章地增加了“保家卫国”的爱国主义宣传部分。继东北之后，1950年底，各大行政区陆续下发了在工人中广泛开展时事宣传与爱国主义生产竞赛的指示。⑨ 竞赛的内容主要是超额完成生产计划或按时完成临时增加的特殊生产任务，它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繁重的军需订货任务的突击完成。从上海市贸易信托公司反馈的数字来看，1951年由其代办的军需采购和加工订货任务比1950年增加了6倍，许多任务必须要通过突击和行业协作来解决。⑩为制造竞赛的声势，1951年1月，东北机械局第五机器厂的马恒昌先进生产小组，在报上提出了开展爱国主义生产竞赛的五项条件(主要包括保质超额完成生产任务、遵守师徒合同和劳动纪律、安全生产以及加强政治学习等)，向全国各厂矿工人发起挑战。(11)全国总工会随即发出在全国开展马恒昌小组竞赛运动的决定。到这年5月底，全国参加竞赛的厂矿企业职工超过了223万人。(12)在推进爱国主义生产竞赛的同时，各地还普遍开展了合理化建议运动。1950年8月，政务院颁布了《关于奖励有关生产的发明、技术改进及合理化建议的决定》，以激励职工群众的参与积极性。(13)上海市在17家国营重工业企业中也组织了历时三个月的“爱国主义生产竞赛”，赛后有三家工厂被华东工业部授予了优胜锦旗。(14)同样的爱国竞赛动员也发生在上海市的其他工业企业当中，不过光有竞赛的决心不够，还得有竞赛的条件。由于原料物资的匮乏，许多工厂的“爱国竞赛”只是喊喊口号罢了，实际上并无明确的竞赛计划。(15) 这种情况与同一时期工业企业里密集的政治工作占据了企业基层干部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也不无关系。从1952年4月下旬开始，上海工业领域的增产节约运动与劳动竞赛战火重燃。(16)但就总体而言，在1953年以前，由于供产销体系尚不完善，以及多次政治运动的干扰，除了少数生产稳定的国营或军管企业之外，劳动竞赛的贯彻力度一般都很有限。1953年以后，计划经济建设的大规模展开使得新中国对劳动竞赛的动员效力有了更高的期待，在劳动强度之外，对工人的劳动技能以及劳动效率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新政权在执行劳动激励过程中所遭遇的现实困境，也更多地被暴露了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