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9月24日，曹锟的名字出现在美国《时代》周刊上。这是出现在这一世界性刊物上的第一个中国人的名字，该刊在报道中国正紧锣密鼓进行的总统选举的同时，还配发了他的照片。十天之后，曹锟当选总统，《时代》周刊又追踪报道了这一重大事件，说“有报道称”曹锟是通过贿赂议员而当选。①作为其消息来源的中国国内报刊，更是众口一词称曹“贿选”，并对“受贿”议员加以谴责。受媒体宣传影响，当时社会各界，包括相对理性的思想界及学界人士，出现了一边倒的情况。作为利害关系的一方，反直国会议员情绪尤为亢奋。滇籍议员刘楚湘搜集各方揭露“贿选”的言论，编成《癸亥政变纪略》一书，详述“贿选”事实之外，辑轶大量各方函电及新闻报道。书中附录的“众议员告发吴景濂等之原呈”，指出“包办大选”的吴景濂等触犯《刑律》，应以行贿受贿罪论处。浙籍议员邵瑞彭将所得5000元支票摄作正、反两面照片刊登各报，并向京师地方检察厅告发，要求侦查起诉，更被认为提供了“贿选”的“千古铁证”。② 曹锟“贿选”控告对当时政局乃至后来中国政治走向均产生了重大影响。其直接后果是直系刚取得的统治“合法性”与“合道性”受到质疑。1923年12月17日，北京大学师生于建校25周年纪念日做民意测验，其中第一问为“你对于曹锟做总统有何感想?”在收回的801张问卷中，反对曹任总统者超过97％，赞成者不到3％。③后来军事力量远逊曹、吴的反直“三角同盟”能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获胜，即与“贿选”导致的人心向背变化有关。不仅如此，“贿选”指控还使国会及国会制度受到牵连。国会很快为否定性舆论包围，时论甚至直接将“议院”与“妓院”相提并论。④国会及国会制度在国人近乎一致谴责的语境中，不久即被彻底否定。随着国会制度被否定，由国会制定的宪法亦因议员“受贿”而蒙尘，激进人士甚至以“娼妇不能产合法之婴儿”为由，⑤将其废弃。 直系在大选前夕给国会议员发放巨额支票，作为直系领袖和总统候选人，曹锟无疑具有重大“贿选”嫌疑。就性质而言，有关控告已递交检察机关，属刑事犯罪指控，迄今国内外几乎所有涉及此次大选的研究都认同这一点。⑥然而这一控告要能在法律上成立，需要具备的条件尚多。既然是刑事控告，就应信守“罪刑法定”原则，提供证据法学意义上具有相关性、可采性和证明力的确凿证据。但相关指控大多偏重政治因素的考量，忽略了法律层面的审视。从司法原则上看，迄今所有“贿选”指控都是在做“有罪推论”，所提供的证据并不全都经得起法理推敲和事实检验。本文拟将案件置于当时特定的政治及法律背景下，依据民国《议院法》和北洋时期适用的《中华民国暂行新刑律》，认真分析正、反证据，严格梳理事实逻辑，为曹锟“贿选”事件的历史书写提供一个刑事证据学层面的思考和认证维度，以补充既有的研究。 一、关于“出席费”与“冰炭敬”的问题 有关“贿选”的指控早在曹锟当选总统之前便被舆论炒得沸沸扬扬，报刊及时人著述均曾言及。如1923年8月23日《顺天时报》报道：“闻前晚九时，各政团在甘石桥俱乐部开协商会，结果议决，总统选举预备会定下星期一召集，常会出席费名义定为维持费，每出席一次，支洋五十元，每星期发给一次。至岁费则另行筹划，与此款并不相涉。仍推前举之十二代表与吴景濂接洽。”⑦《癸亥政变纪略》亦披露了类似事实。⑧稍后出版的《中国议会史》根据时人提供的指控材料对直系“贿选”的原因及手段作了分析，认为直系与反直派势均力敌，直系若威逼议员，正所以驱之助敌，殊非得计。遂改施利诱，所谓出席费、节敬及票价，羁縻收买之法，无微不至，“证据确凿，遂有贿选之称”。⑨书中提到的“出席费”，是反直各方提供的有关曹锟“贿选”的最早证据。 有关“出席费”的指控，看似言之凿凿，实际上问题颇多。首先是忽略了出席费的由来。反直议员刘楚湘撰文攻击直系“贿选”时，无意透露了这一信息，有谓：本年入春以来，宪法会议屡次流会，热心宪法者“惄焉忧之”，乃共商一惩奖办法以促成之。于是提议修改宪法会议规则：每次出席者，给出席费20元；缺席者，扣岁费如之；请假须有议员5人证明；缺席过二次者除名。此项出席费，由众院议长吴景濂、参院议长王家襄及汤漪、褚辅成等就商大总统黎元洪，黎慨然允为代筹。“此议成后，保方闻之，深滋不悦，以黎此举为示惠国会，有蝉联总统意，遂决计逐之。”⑩文中提到的促成此事的汤、褚二人系重要反直议员，对此，保方(时曹锟驻在保定)“深滋不悦”。可见“出席费”的始作俑者已包括部分反直议员在内。 反直议员还提出《修正议院法岁费案》，试图将“出席费”从“院法”层面加以规范。1923年3月9日众议院第三期常会议程之一为讨论修正岁费案。该案由江西籍议员黄序鹓等提出。是日会上，黄对提案作了详细说明，并将所提岁费办法修正点概括为：(一)将议院法第八十条修正为：议员无故缺席连续三次者应酌定五日以内停止其发言，连续至六次者酌定十日以内停止其出席，经停止出席期满后仍无故缺席连续至三次者除名。(二)将议院法第九十二条第一项甲款修正为：岁费每年3600元，大会出席费每次20元，委员会出席费每次10元。黄表示，之所以提出这两项修正，原因在于国会开会每以人数不足而流会，于议事大有妨碍，故提议将岁费改为岁费与大会出席费、委员会出席费三种，原定岁费5000元改为3600元，以所减之1400元用作大会出席费及委员会出席费。凡出席大会者每次支20元，出席委员会每次支10元，不出席者，无论为无故缺席或请假，均不支出席费，庶几权利义务均衡。较之原有5000元之总额，亦无甚出入。黄序鹓具有国民党背景，其政治立场与直系对立，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出任国民党考试委员会委员，可为证明。黄氏在会上说明案由后，曾应孙中山之召南下护法，在广州参加过“非常国会”的吴宗慈、褚辅成等表示“本席意思与黄议员所言相同”。随后会议就黄案进行表决，结果“大多数可决”。(11)虽然参议院在讨论此案时以岁费尚且不能如数支付、扣费无法实施为由未予通过，(12)但提案人不属直系这一事实应无疑义。当大选提上日程后，鉴于常会人数不足，两院又议决“临时支给预备费办法”，从此议员有了50元一次的常会出席费。(13)嗣因汤漪等人通电反对，指责此举系吴景濂助曹锟“贿选”，加上中立派议员也因此纷纷出京，9月6日两院谈话会遂议决改为“岁费暂行支给法”，以容纳反对派意见。(14)但这些做法不过是“出席费”在实施时的变通，从法律上绝无将二者割裂看待、认为此是彼非之理。若硬将二者分别对待，则无异将主要由反直议员提出的“出席费”及“岁费”修正案当作直系“贿选”的证据，这在逻辑上是很难解释得通的。(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