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82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72X(2012)09-0015-05 财政、信贷、物资三大平衡理论，是陈云经济思想的精华所在，反映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稳定增长的客观需求。在政府主导的经济中，财政平衡是支柱，也是核心；信贷平衡和物资平衡往往取决于财政收支是否平衡。①在财政、信贷、物资三大平衡中，价格信号起着传导作用。由于政府控制着货币发行和物资调拨，物价剧烈波动的背后一定有财政收支失衡的客观原因。有鉴于此，陈云力主财政安排要有余地，尽量避免出现赤字，以免因通货膨胀贻害民生。陈云的这一观点固然是反映了计划经济的客观规律，但时至今日对理解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的物价走势仍有重要参考价值，对思考近年来发达经济体出现的公共债务危机也不无启发。 历史经验表明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密不可分 ——“币值下跌、物价上涨的主要原因，是政府的财政赤字庞大” 20世纪80年代初，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的《短缺经济学》一书出版后迅速传入中国，科尔奈在书中揭示的软预算约束和投资饥渴、扩张冲动，被中国经济学界理解为传统计划经济的典型特征。实际上，抛开传统产权关系安排下的政府与企业之间的“父子关系”不说，理论上，宏观上，既是计划经济，计划安排就是强化预算约束和遏制投资饥渴的有效手段，至少陈云在做中国经济的大管家时是深谙其道的。财政安排留有余地，不搞赤字预算，“坚决不打赤字财政”，是陈云一贯而鲜明的主张。而且，陈云的着眼点，不仅仅在于经济的稳定运行，更在于其长远发展，因为赤字财政有可能引发通货膨胀，从而会伤害到劳动者的利益。 陈云几乎从他开始走上中国经济建设领导岗位那天起，就把千方百计克服国家财政困难作为第一要务来抓。建国伊始，国民经济一片萧条，物资紧张，物价腾贵，百废待兴。鉴于当时开支浩大，而国家掌握的财力物力又极为有限，一度不得不靠增发货币来解燃眉之急，加上投机猖獗，引发了恶性通货膨胀的局面。陈云以集中力量有步骤地打击私人投机资本为突破口，树立起了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有效降低了市场物价的上涨幅度。与此同时，建立起了统一的财经管理体制，调整工商业，妥善应对抗美援朝战争的冲击，卓有成效地恢复了工业和农业生产，实现了财政状况根本好转，创造了新中国经济工作的良好开局，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实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这一时期，陈云在领导经济工作的实践中，对财政赤字的危害性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将当时通货膨胀的根源归结于财政赤字，认为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密不可分，“币值下跌、物价上涨的主要原因，是政府的财政赤字庞大，因而钞票发行过多。”[1]因此，解决财政赤字的途径不能“用多发钞票弥补”，相反要尽量促使货币回笼，减少货币发行。他说：“从(1949年——引者)十月中旬开始的币值下跌和物价上涨，对全国人民，尤其是对几百万军队和依靠工资生活的劳动人民所造成的损失，是很大的。”[1]34“去年(1949年——引者)金融物价经过三次大波动，今年一二月也有相当的波动，这是因为去年国家财政赤字占全部支出的三分之二。”[1]77解决财政赤字问题，不外乎增收节支、开源节流两个途径。增收，主要是要增加税收，在特殊时期，在财政赤字较大的时期，不能一味搞仁政。他说：“在平衡负担上，首先应取得城乡负担平衡，然后城市要超过农村。过去是农民负担重于资本家的几倍，这是不应当的。但是，目前不是减低农业税，而是增加城市负担来取得平衡，农业税的减低是将来的问题，在财政赤字未消灭前是不能减的。目前一切主张轻税的思想是错误的。”[1]42-43增加税收当然要以生产的发展做基础，说到底，发展生产是增收，厉行节约也是增收。1953年9月14日，陈云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5次会议上作报告时指出：“财政上有赤字，怎么办呢?首先要抓增产节约。增产是为了增加收入，节约是为了减少开支。不论工业、农业和商业，不论公营和私营，也不论政府、军队和团体，也不论中央和地方，都应该尽一切努力，增加生产，厉行节约。我认为，只要大家共同努力，财政赤字是完全可以弥补的，今年可以平安地渡过去。当然，增产节约不仅是今年下半年的事情，今后年年要做，而且要用很大力量去做。”[1]202有时，增发货币是不得已而为之，陈云指出即便是这种场合，增发的规模和速度也一定要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确保物价温和上涨。为有效控制货币增发，建国初期，陈云创造性地提出了发行折实公债的做法。付诸实施的折实公债虽然规模不大，但是同统一财经管理、调整工商业、发展生产、增加税收等手段一起，短短几个月就收到了成效，货币回笼加快，财政支出所需的增发货币减到极小限度，全国金融物价状况明显好转。陈云在谈到这一形势变化时讲道：“我国人民已经饱受通货膨胀之苦，如果能停止通货膨胀，使金融物价稳定下来，这是符合于人民的希望和国家恢复经济的需要的。努力实现这一点，是人民政府的责任。”[1]77可见，陈云已将克服财政赤字、控制通货膨胀上升到了政治的高度来强调。 新时期以来物价不断上涨不能排除赤字财政的因素 ——“大量的投资搞赤字，我是有点怕就是了” 我国在计划经济时期一直奉行财政预算收支平衡的原则。1951～1978年的28年间，仅有10个年份出现财政赤字，赤字数额都不大，一般在2亿～20亿元之间，只有“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赤字数额较大，1960年赤字最大，是81.8亿元。“大跃进”反“反冒进”，搞积极平衡，因此财政赤字较大。20世纪60年代初，赤字财政既是经济严重困难的产物，也是调动财力应对经济困难的结果(包括偿还所欠苏联债务)。财政赤字占国民收入的比重1958年为2％，1959年为2.9％，1960年达到6.7％。其他年份，大都赤字很少或平衡有余。1978年，当年实现财政收入1132.3亿元，支出1122.1亿元，收支相抵盈余10.2亿元。[2] 这种局面在新时期以来被打破。1979～2011年的33年间，仅有1981、1985、2007年3个年份没有出现财政赤字。可以说，新时期是典型的赤字财政时期。这一时期的赤字财政大致可以1998年的亚洲金融风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的赤字预算主要是出于体制改革的需要(比如物价放开和并轨)，当然消费基金过大和政府投资带动经济增长的因素也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后一个阶段的赤字预算主要是为了应对通缩、扩大内需，政府投资大量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民生建设领域，当然近年来的民生建设投资既有偿还历史欠账的性质，也有社会保障体系改革推动的因素。前一个阶段的赤字预算主要是被动适应的结果，后一个阶段的赤字预算则主要是主动选择的结果。这30多年来尽管不断通过发行公债和向国外贷款部分抵消了财政赤字对物价上行带来的压力，但通货膨胀的风险一直存在，2009年的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是1978年的552.6％。而此前1978年的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只是1950年的144.7％。[3]尽管影响物价上涨的因素十分复杂，但是连年的赤字财政恐怕是不能不考虑的因素，特别是我们告别了短缺由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以后。 关于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的关系，在经济学界一直是个有争议的话题。不管在国内还是国外，尽管有相当数量的学者否定财政赤字是引发通货膨胀的重要因素，但更多的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得出了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存在强弱不等的关系的结论。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由于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不强，金融市场不发达，汇率机制不完善，财政赤字的通货膨胀效应更加显著。国内一些学者的研究甚至得出了中国的赤字水平与通货膨胀互为因果关系的结论(如龚六堂、邹恒甫[4]，许雄奇、张宗益[5]，胡爱华[6])，我个人倾向于这一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