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学术创新?在问题、视角、方法、资料和观点上有所推进，方可称为学术创新。最高的境界当然为全方位的创新，但要达到这一目标，何其难也!但无论如何，至少应该有一个方面的新意，才具学术价值，否则就是白费工夫了。在以上几个标准里面，最富挑战者无疑是对研究对象作出新的解释。而要获得新的见解，显然是要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方可实现。以中国近代史而言，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1980年代以后，随着“左”倾思潮的逐步解除、中外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它像其他学科一样，也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在这一学科之中，中国近代乡村社会经济史更是随潮而动，成就显著。尤其值得提出的是，在一些问题的研究上，不少学者对先前的主流意见提出了挑战，发表了不同于教条主义的见解，促进了学术对话与争鸣。①不过，如果我们将学术史不是仅仅限于新中国成立以后，而是扩大视野，拉长时段，往回追溯，就会发现许多所谓“新”的观点，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已有学者提出乃至进行论证了。熟悉这段历史的学者知道，在此时期，受“复兴农村”和革命浪潮的影响，社会各界尤其是学术界对中国乡村社会经济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和研究，开启了中国近代乡村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先河。当时的社会经济学家，提出了诸多在今天看来也发人深省的高论。还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在新中国成立至“文革”之前的五六十年代，虽说政治意识形态无孔不入，但严肃或比较严肃的学术研究也并未间断，当时仍有一些学者提出了与主流意见不同的观点，而这些观点与新时期以来的“新”观点亦何其相似乃尔。笔者以为，这是中国学术史上一个颇值得关注的现象。本文之主旨，即是以中国近代乡村社会经济史研究为例，将新时期以来影响较大的“新”观点进行历史追溯，以展现学术脉络和承继关系，更好地促进学术进步。无疑，新的研究与二三十年代、五六十年代相比，是全面的、深入的，但如果没有自觉的学术史意识，不了解这一学术源头，而动辄自称为“原创”性研究，则就是一种缺乏清醒的自大了。 一、土地关系 土地与中国农家经济和农民生活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其中，以人地比例关系和土地分配关系最为重要。 关于中国近代人地比例关系，最具影响的传统看法是人口压力日大，耕地严重不足，人口过剩问题相当严重。 近些年，有学者对此提出质疑，如方行认为，清代人口与土地的矛盾并未达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也没有出现所谓“人口爆炸”。随着城镇经济以及手工业的发展，非农业人口增加以及多熟复种制度的推广，都会大大缓和人口与耕地的矛盾。从整个清代直到近代，耕地面积与传统农业的需要基本上是适应的，人口与土地的矛盾并不如人们所宣扬的那么尖锐。②章有义也认为，中国近代人口的增长率是较低的，在民国时期，耕地与人口的增长速度基本是一致的，甚至略有过之，这就意味着人口压迫并不那么严重。将中国贫穷落后的主要原因归结为人口压力，而忽略外国侵略和地权分配不均，缺乏足够的依据。③吴承明的看法与章有义稍有区别，他认为，在近代确实存在着人口压力，不能否认人口膨胀对农业的巨大危害，不过，问题并不像今天这样严重，当时的耕地与传统农业的需要还是相适应的。况且，还要考虑整个农业结构，家庭手工业是不需要什么土地的，农民可通过手工业品换取粮食。④笔者以冀中定县为例，也认为农民生活的贫困主要不是由于人口压力，而应当探究其他原因。尽管人口对耕地的比例存在着紧张趋势，但它并不意味着现有耕地就已经到了不能维持农民最低限度生活的地步。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从维持最低粮食消费角度看，现有耕地仍能满足农民的需要；从维持最低生活消费角度看，也相差不远。⑤ 然而，就管见所及，人口压力并不沉重的观点可以上溯到清道光时期。此时，学者、文学家徐鼐就批驳“生齿日繁，地不足以给”之说，认为东南地区人口众多，但仍有余利，只要充分利用土地，即可保天下无饥。⑥另一学者、文学家包世臣也指出，人多不仅不会致贫，反而为富庶之本。现有耕地完全可以养活当时的人口，人民贫困的原因主要是统治阶级对农业重视不够。后来，政治家、思想家梁启超也发表意见，认为中国人口密度低，许多荒地尚未开垦，已耕土地也没有得到充分利用，所以并不存在人满为患。在此情况下，只要迅速发展农业，大力发展工矿业，即使中国人口再增加几倍，也不会有饥寒之虞。革命家孙中山也认为中国不存在人满为患，不能盲目地减少中国人口。不仅如此，他还对乾隆以后100多年来中国人口停滞不前的状况表示极大忧虑，认为中国已经受到列强人口增加的压迫，照此下去，中国会有亡国的危险。在他看来，只要实现耕者有其田，农业搞好了，中国还可以增加一倍人口。⑦以孙中山继承人自居的蒋介石，则从对抗土地改革的目的出发，也提出中国土地不患缺乏，全国人口与土地之分配尚属地浮于人。不苦人不得地，惟苦地不整理。⑧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不同意中国人口过剩论和反对节制生育者，最有影响的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学者。他们主要是从改变生产关系的角度进行论证。薛暮桥就指出，许多庸俗的人口论者完全没有看到，随着生产技术的进步，土地报酬是会增加起来的。近百年的历史表明，生产技术的进步无疑地超过了人口的增殖。要想提高农民收入和解决民食问题，不是什么“节制生育”“限制人口”，而是发展农业生产，发展农业的前提则是平均分配耕地。⑨冯和法也认为，假如真有所谓人口过剩的存在，则中国应该是野无荒土了，而事实上恰恰相反，荒地面积仍有很多。中国农村人口的生产率与死亡率，也没有出现前者有超过后者之势。与其说中国有过剩人口存在，还不如说中国人口尤其是农村的人口在逐年减少。⑩ 土地分配关系涉及是否公平的问题，因而比人地比例关系更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 对中国近代乡村的地权分配关系，主流意见一直认为土地分配不均，即占乡村人口不到10％的地主富农占有70％-80％的土地，而占乡村人口90％以上的雇农、贫农、中农仅占有20％-30％的土地。不仅如此，土地分配还呈日益集中之趋势。以上结论的主要依据，是毛泽东对湖南、江西等地的调查以及后来《中共中央关于公布中国土地法大纲的决议》、刘少奇《关于土地改革的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