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徽县，位于陇南甘、陕、川交界的三角地区，素有“陇上小江南”之称。当年红军长征到此后留下的印象是：“徽、成、两当、康县地区，山青水秀，鸟语花香，气爽宜人，足可和江南的自然条件相媲美。我们初到时，对这样的环境既喜欢又迷惑：喜欢的是好象回到了家乡，迷惑的是北方还有这样的好地方?”①民国初年编修的县志称：“县境踞嘉陵上游，扼陇蜀要塞，为自来兵家必争之地。川陕交通，复集于此，洵陇南一大都会也。”②县志所言，或不无溢美，但徽县当年处交通要冲、商旅繁盛、得风气之先应属事实。正因此，当中共崛起于中国政治舞台时，徽县虽地处偏远的西北地区，却在甘肃的共产主义运动中占据着独特的地位，是甘肃中共地下党组织惟一得到长期保存的县域。徽县中共地下党的成长和生存历程，虽然不一定具有典型意义，但在一个混杂着政治、社会、地域、民族、文化复杂冲突的地域内，在中共发展的边缘地区，这样一个地下党发展样本的存在，仍具独特的考察意义，是特殊环境下中共多面发展的有趣案例。 一、出生与出身 中共徽县地下党诞生于1938年。1939年中共徽县县委成立，吴治国任书记。此后，徽县一直是甘肃中共地下党力量发展良好地区，且为抗战时期甘肃地下党组织保存完好的惟一区域。 在地下党创立发展过程中，当地成长起来的吴治国、山炯堂、葛维西、周冠军、周少珊等起着核心作用，吴治国回忆：“徽县地下党组织的产生，不是突然就地破土而出，而是有其政治思想和社会 经济基础的。”③强调徽县地下党的政治经济基础，其实正是针对这里与中国东南地区比，革命基础相对薄弱而言的。 和整个甘肃地区一样，徽县没有经过1920年代国民革命的洗礼，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也迟迟未在这块土地上展开。相比之下，陕西尤其是西安作为西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可谓得风气之先。徽县邻近陕西，受陕西辐射较大，县志记载，徽县“商业操于陕西人之手。资本稍大之商店，皆山、陕人所经营，号中学徒亦十之七为陕籍。”④因此，徽县共产主义的传播，事实上经由西安开始。吴治国回忆：“徽县地下党组织的酝酿是从1936年冬天开始，1938年冬正式建立的。但这个过程要从1932年说起。当时在西安上学和做事的徽县人不少，但互不相识，其中有山炯堂、山耀堂、周少珊、葛维西和我等，还有两当的苏河……西安上学期间，我看了不少革命报刊和进步书籍，如蒋光慈的小说《鸭绿江上》，鲁迅的《呐喊》，以及《冰心文集》等，还有共产党人发出的一些宣传品，使我受到了深刻的影响。”⑤ 当然，吴治国提到的这些文学作品，远远不足于使他走上共产革命的道路，他自己回忆，考入西北军官学校时的想法是：“准备拼10年时间要爬上校官的地位。”⑥但毕业分发到胡宗南部队后，“被人排斥轻视，感到没有前途，即退伍回家”⑦，回到徽县伏家镇小学做教员。在此与校长山炯堂相识，“开始议论政治，产生倾向共产党的思想”。⑧ 无独有偶，山炯堂的经历和吴治国也十分相似，中共内部报告写道：“山本人高小学生，是冯玉祥主办的参谋人员训练班毕业，任西北军团的参谋等职，奔波陕西、河南等地多年，后退伍回家，热心地方教育突出。”⑨同样从军队退伍回乡从事教育并加入中共的还有周少珊，周“兰州中学毕业，曾在西北军服务多年，后退居家里，曾在教育界服务，担任教育界督学”。⑩另一位徽县回族地下党重要成员周冠军，也有曾在“西北军工作多年”的报告。(11) 不仅是经历类似，徽县早期几名主要党员的出身也相当一致，均为有产阶层子弟。吴治国出身于“徽县四大家”，在徽县为名门望族，其兄吴治平“有地约两千多垧，铁矿厂一座，有工人二百多人”。(12)吴治国本人“是收养子，家庭是个小地主，土地完全租给别人”。(13)周少珊“有好地百余垧，一进三院房子，一座酒店，一座杂货铺”。(14)葛维西家是地主，山炯堂家是“富农破落为中农”(15)，周冠军“家庭是富农”。(16)良好的家境，为其提供了受教育的机会，使他们得以在不可能亲身接触中共党人的环境下，通过知识的传播，了解到中共这一政治力量的存在，并对共产革命的主张、宗旨获得初步认识，这是边远地区中共发展几乎都要面对的现实。正因此，徽县地下党的发展，知识阶层起到了无可替代的核心作用，据1942年徽县党员名册统计，38名党员中，文化教育界23人，保安团士兵6人，学校工友、小贩各2人，农民、职员各1人，另有3人身份不详。(17)文化教育界比例达到60％。即使到三年内战时期强调大力发展农民党员后，知识分子党员比重仍然很高，甘肃工委1949年的报告中称：“徽县知识分子党员比其他县多，估计有200多人。如武山马里镇33个党员中，有30个知识分子。”(18) 徽县的状况其实在整个甘肃也具代表性。根据甘肃工委的报告，1941年12月，甘肃136个党员分布在14个县，“以徽县、靖远、兰州为中心”，其中“大、中、小学生103人，约占全体党员的80％”。(19)党员家庭出身以地主、富农为最多，占26％，中农占18％，商人占4.8％，贫农、佃农和贫民出身者占19.4％。(20)党员的社会身份则以学生和教员居绝对多数，占59.4％，农民占14％。(21)注意到现实的条件，中共中央西北局在有关文件中曾要求地下党在党员发展中主要应考虑：“社会上有一定地位和力量，能与广大群众联系的小学教师、中等教员、学生、职员、军官、技术工人及最有威信的农民等。”(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