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前中共旨在“动摇国民党统治”的暴动与割据 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中共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斗争就成了一个基本的政党定位：在城市发动工人暴动，在农村发动农民暴动。虽然对于城乡何者为重的问题上党内也有争议，但无论是对于城乡似乎都更为注重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区域”。具体对于浙江，认为这一地区是蒋介石的故乡，也是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地带，在此进行城乡暴动能产生极大的政治影响，从而达到动摇国民党统治的目的。 中共浙江省委是在1927年6月于杭州正式成立的，当时中共党内对国民党的屠杀政策产生了强烈的愤怒，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普遍存在急躁情绪。10月28日，中央致信浙江省委，要求浙江“马上组织一个广大的农民暴动，夺取武装，占据县城。在暴动区域要坚决肃清一切反动势力，毫不顾恤地施行红色恐怖”。11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更决定要浙江制定大暴动的计划，“夺取浙东政权”①，“至少要造成流寇式大骚动局面”，并强调江浙的农民与工人暴动，其目的是“以推翻南京政府为目的，至少是扩大土地革命潮流于农民群众之中，摇动南京的政权。”②省委在接到中央来信后立即就组织浙东大暴动和在大城市发动罢工的问题召开会议，并于11月2日在杭州组织了振新、庆成、震和各纺织厂职工的罢工，由于事起仓促，罢工并没达到预想中的效果，反而导致了省委众多领导成员和各县领导的被捕。 这一时期，中共浙江省委对形势的估计也非常乐观，中共浙江省委在《浙江目前工农武装暴动计划大纲》中认为“浙江目前是直接革命的形势，有民众武装暴动之必要与可能”，并提出武装暴动的前途是夺取全省政权。③ 1928年1月，宁波党组织根据中央和省委指示，开始实施浙东暴动计划，同一时期浙西也相继组织和发动了一系列武装暴动，但这些暴动由于民众发动不充分均告失败，而且省委机关多次遭到破坏，数位省委书记被捕遇害，以至于到1929年4月，中共中央不得不取消浙江省委的建制。 浙江暴动的相继失利说明在国民党统治较为强势的地区开展武装斗争的艰巨性，但李立三主持中央工作后，更加漠视中国当时政治地理的客观现状，根本不承认国民党统治在地域上的强弱分布。1930年6月，他提出“在产业落后的中国，一般来说，尚没有形成可以完全支配全国的产业经济中心，而且在几个帝国主义通商的商业经济中心支配下(如上海、香港、天津、武汉、大连)，造成政治上军阀割据的局面，因此全国的统治阶级动摇与崩溃的形势是一样，而动摇崩溃的程度却有差别。所以在全国革命高潮之下，革命可以在一省或几省重要省区首先胜利(在目前的形势看来，以武汉为中心的附近省区，客观条件更加成熟)，在新的革命高潮日益接近的形势下，准备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建立全国革命政权，成为党目前的总方针。”④同年7月，他在《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上关于南京问题与全国工作布置的报告》中又强调要在杭州等地暴动：“加紧皖、浙、鲁南的工作，特别是杭州，杭州过去要求马上暴动，但中央停止其暴动，现在的形势则不同，中央应明确指示杭州应积极准备暴动工作，坚决的领导暴动。”⑤ 虽然限于当时条件杭州事实上也并没有组织起暴动，但在上述思想指导下，中共在浙江各地继续开展以夺取中心城镇的武装斗争。1930年5月，中共中央指示将浙南一带的农民武装编为红军第13军。该军组建后，其工作重点仍然是进攻中心城镇，虽然这支武装一度成为浙南地区反抗国民政府统治的主要武装力量，在客观上牵制了国民政府军围剿中央苏区的部分兵力，但由于国民党实行了“剿抚兼施”的政策，1932年5月发生了诱捕红军领导人的“岩头事件”，红军第13军失败。 1935年4月，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编为挺进师，从闽浙赣根据地进入浙西南地区，在与地方保安武装不断作战的过程中，建立了浙西南游击根据地，国民党对于中共在浙江地区的武装割据非常重视，先后征调地方武装和正规武装展开“清剿”。10月，挺进师在福建寿宁县郑坑与闽东红军会师，成立了统一领导闽东、浙江中共组织和红军的机构——中共闽浙临时省委和红军闽浙临时军区，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坚持武装斗争。 中共在浙江建立根据地涉及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地理问题。事实上，对于中共武装斗争在地域的选择上，党内很早就有人进行过探索，毛泽东早在1928年所写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就对中共红色割据的区域进行了地缘上的分析，他认为“中国红色政权首先能够发生和能够长期存在的地方，不是那种未经过民主革命影响的地方，例如四川、贵州、云南及北方各省，而是在一九二六和一九二七两年内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工农兵群众曾经大大地发展起来的地方，例如湖南、广东、湖北、江西等省。这些省份的许多地方，曾经有过很广大的工会和农民协会的组织。有过工农阶级对地主豪绅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许多经济的政治的斗争。”⑥可见，毛泽东虽然注意到了农村根据地的价值，但却没有区分同样是在农村，也有国民党统治强弱之分这一事实，也就是说并没有认识到中国的红色政权在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区难以长期存在和发展的客观现实，这便是在十年内战时期中共在浙江领导的武装暴动屡遭挫折、在浙江的根据地难以进一步扩大的原因。 有学者认为，经过长征，中国共产党才实现了一个“由南方向北方”的战略性转变。“长征犹如一招活棋，引起了两方面的变化：对国共关系来说，是离开长江中下游流域，缓和了国共之间的地缘矛盾，并进而使国共合作抗日成为可能；对于共产党自身来说，是实现了从南方到北方的转变，由此获得了更加广阔的战略基地和更加有利的政治发展空间……由于这是在自发而非自觉的情况下发生的，不但当年的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没有认识到，即便现在的研究者也没有认识到。”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