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0351(2012)06—0115—07 1936年5月，中共中央于东征山西返回陕北后，在延川县的大相寺连续召开会议，总结东征，研究部署下一步的工作，作出一系列影响深远的重大决策，是中共中央奠基西北、开创革命新局面的一次重要会议。但目前除了相关回忆和领导人传记有所提及之外，一般中共党史基本没有论及，甚至《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也没有列入，属于中共党史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有鉴于此，本文尝试利用能够搜集到的资料，对这次会议进行一些初步的探索。 一 目前，相关涉及大相寺会议的著述，对其基本情况的表述存在颇不一致的现象。甚至在中共中央领导人年谱和传记中，也存在着相去甚远的情况。比如《张闻天年谱》称：(1936年)5月8日-9日，“主持在延长县交口镇太相寺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1]320《毛泽东年谱》没有这次会议的记载，但有相关活动：5月13日，“召开红一方面军团以上干部大会”，地点是“延长县大相寺”[2]541；《毛泽东传》的记载与《张闻天年谱》相同：在“延长县交口大相寺”，“在五月八日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出席会议，作了‘目前形势与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3]384《周恩来年谱》的记载是：5月8日、9日，“在大相寺出席中共中央负责人及红一、红十五军团干部会议。会议总结红军东征的经验，决定西征。”[4]308《彭德怀年谱》是：5月13日，“出席于延川大相寺召开的团以上干部会议(一说政治局扩大会议)。”[5]144《叶剑英年谱》是：5月8日、9日，“中共中央在延长县大相寺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6]126《杨尚昆年谱》的记载是：“5月8日—9日，出席在延长县交口镇大相寺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东征回师后的战略方针问题；5月13日，出席延川县相国寺举行的红一方面军团以上干部大会，总结东征。”[7]225 这样的表述就出现两个问题，一是会议地点，是叫“大相寺”还是“太相寺”，该地属于“延长县”还是“延川县”。二是会议名称和时间。即是一次中央负责同志与红一方面军干部的会议，如《周恩来年谱》和《彭德怀年谱》之说；还是分别召开过中央政治局会议和红一方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如《毛泽东传》、《杨尚昆年谱》的表述。 经查，延长县交口镇没有“太相寺”或“大相寺”的地名，延川县关庄乡有“太相寺”的村庄。而延川关庄、禹居、文安驿等地，是东征红军回师后的驻地，因此，此地在延川县域应是确定的(大部分红军将领回忆会议的地点是在延川县，现在当地中共党史表述也是延川县)。至于“大相寺”还是“太相寺”之谓，按理应是“大相寺”，因为当地方言把“大”发成近似“太”的音，但是现在延川地图或当地称谓都是“太相寺”。 关于会议名称和时间，根据相关资料可以辨析一下。 参加东征并参加东征总结会议的红军将领，都回忆召开过红军团级以上会议。时任红一军团政委的聂荣臻回忆说：五月十四日，一方面军在大相寺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洛甫讲话，博古参加。[8]314-315红十五军团政委程子华回忆说：“中共中央于一九三六年五月十四日至十七日，在延川大相寺召开了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我和徐海东出席了会议。”[9]127中央军委卫生部部长黄克诚回忆：“五月中旬，中央在大相寺召开了一次有军队团以上干部参加的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批评了红一军团在调人调物支援兄弟部队方面的本位主义。”[10]249时任红四师第十一团政治委员的李志民回忆：1936年5月14日，中共中央在陕北延川县大相寺村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即“大相寺会议”)，总结抗日先锋军“东征战役”的经验。[11]281教导营政委王宗槐回忆：“一九三六年五月中旬的一天，我参加了在大相寺召开的一方面军团以上干部会。我记得这次干部会是在一个大席棚里开的，主要是总结东征，动员西征。”[12]107红一军团第四师政治部副主任王平回忆：(一九三六年)五月十四日，一方面军在延川县大相寺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彭德怀等中央领导出席了会议。[13]140红四师通信主任张震回忆：5月13日，红一方面军在延川县大相寺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14]111红军将领的回忆，与《毛泽东年谱》、《杨尚昆年谱》的记载相吻合，基本可以肯定：在1936年5月13日或14日，在延川县大相寺召开了红一方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 那么，在红一方面军团以上干部大会之前，是否召开了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呢?答案应该是肯定的。第一，召开会议是毛泽东和彭德怀建议的，4月28日21时，毛泽东、彭德怀针对国民党的山西增兵、实行堡垒战术的敌情，致电张闻天：“东面情况已根本地发生变化，丧失了继续作战的可能，为稳固计决定西渡。”“提议开政治局会，讨论新的行动方向及其他与此关连的问题，地点拟在延长。”[2]538-5395月5日红军全部返回陕北后，在8日、9日开会合乎情理。因为在军情紧急时刻，确定红军战略发展问题的会议不可能拖得太晚。第二，《张闻天年谱》使用的是当时的会议记录，内称：5月8日—9日，“主持在延长县交口镇太相寺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政治局全体”和“各军团首长”出席，毛泽东作《目前形势与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1]320除了“太相寺”属地有误外，主要内容应该是准确的。第三，从张闻天、周恩来的行迹看。张闻天5月初从瓦窑堡赴延长迎接东征红军，10日，他致电李维汉说：“我明日动身回瓦”；13日，致电彭德怀、毛泽东：“我们十二日到瓦。”[1]321由此判断，张闻天在“太相寺”参加的会议只能在5月10日以前。周恩来5月2日至5日在延长一带迎接东征红军，5月12日与张学良举行第二次延安会谈。按照当时的交通条件，从延长到延川、从延川到延安，均需要两天时间，即周恩来在“太相寺”参加会议的时间也只能是5月8日至9日。他们的行止时间说明他俩不可能参加5月13日召开的红一方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参加的只能是另一次会议，即许多记载中的在5月8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第四，程子华的回忆有助于理解两次会议的关系，他说：“五月十一日，中央在延川县大相寺村，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十四日，一方面军总部在大相寺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传达和讨论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精神。”[9]1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