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过鲍罗廷

作 者:

作者简介:
薛衔天,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中俄关系史研究会副会长

原文出处:
俄罗斯学刊

内容提要:

鲍罗廷是斯大林派给孙中山的政治顾问,1923年8月来华,10月18日被孙中山任命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后被聘为政治顾问),1925年7月1日被聘为广州国民政府高等顾问,1927年7月返回苏联。鲍罗廷在华工作4年期间,从国共合作关系的确立,到轰轰烈烈的北伐,每一次成功都有他的功劳;另一方面,他始终将全部对华工作的重心集中在国民党方面,将共产党置于国民党的从属地位,又不能一贯地坚定支持国民党左派,对蒋介石的一系列反共活动容忍、姑息,使蒋介石夺得最高权力,最终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作为联共(布)和斯大林对华政策的执行者,鲍罗廷在华期间不折不扣地执行斯大林提出的三条工作原则,其功过与这三条指示密不可分。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13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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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1094(2012)05-0050-0008

      鲍罗廷(М.М.Бородин)①是斯大林派给孙中山的政治顾问,1923年8月来华,10月18日被孙中山任命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后被聘为政治顾问),1925年7月1日被聘为在广州的国民政府高等顾问,1927年7月返回苏联。在华期间,鲍罗廷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促进了中国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建立了赫赫功绩,关于这方面的论述甚多,无须详述。但对鲍罗廷在国共合作统一战线中执行过分倚重国民党、轻视共产党的政策,对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新右派步步退让妥协,最终使千万共产党人倒身血泊,造成大革命悲惨失败的历史错误以及铸成这一错误的原因尚需进一步分析研究。本文试就鲍罗廷的功过问题作一新的述评。

      一、斯大林确定鲍罗廷在华工作三原则

      鲍罗廷190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曾作为列宁的代表,奔走于欧美许多国家,与那里的革命者建立联系,组织革命力量,发动革命运动,是俄国革命传奇式的人物。共产国际成立后,他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前往美洲,帮助那里的革命者建立了美国共产党。1923年1月26日,孙中山与苏联使华全权代表越飞发表《孙越宣言》,苏联遂与孙中山确定了联盟关系。根据孙中山的要求,当年8月2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批准斯大林的建议,任命鲍罗廷为孙中山的政治顾问,责成鲍罗廷在与孙中山合作中,要“遵循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利益,决不要追求培植中国共产主义的目的”,工作上要与苏联驻北京全权代表配合,并通过该代表与莫斯科进行通信联系②。这一决定给鲍罗廷定下了三项在华工作原则:第一,“遵循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利益”,就是责成鲍罗廷要全力支持孙中山进行反帝斗争,要站在国民党立场上考虑问题,做事要对国民党负责;第二,“决不要追求培植中国共产主义的目的”,就是责成鲍罗廷不要支持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发动社会主义革命,要中共投身到国民革命运动中去;第三,鲍罗廷在工作关系上隶属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不属于共产国际,要通过苏联驻华外交代表向莫斯科汇报情况。这三条原则是斯大林提出的,体现了他重视国民党、轻视共产党的真实态度。鲍罗廷在华工作期间,不折不扣地执行这三条指示,其功过与这三条指示密不可分。

      1923年8月2日,鲍罗廷与苏联新任驻华全权代表加拉罕从莫斯科启程来华,10月6日到达广州。10月18日,鲍罗廷被孙中山任命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后来被聘为政治顾问)。受命伊始,鲍罗廷遵照斯大林的第一条指示,全力协助孙中山,从两个关键环节改组国民党:一是为国民党确定一个正确的革命纲领,他通过起草国民党一大宣言,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帮助孙中山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二是改变国民党的成分。他反复向孙中山阐明依靠工农的重要性,驳斥国民党右派的反共论调,主张将中国革命最优秀的分子——中国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吸纳进国民党。1924年1月国民党成功地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鲍罗廷起草的大会宣言和党章,中国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于树德、毛泽东、林祖涵(林伯渠)、瞿秋白、张国焘、于方舟、韩麟符、沈定一等十人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中央执行委员,约占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总数的1/4。在中央党部担任重要职务的中共党员有组织部长谭平山、农民部长林祖涵、工人部秘书冯菊坡、农民部秘书彭湃、组织部秘书杨匏安③。至此,国民党从主义到领导成员面貌一新,成功完成改组,实现了国共合作。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随即在全国展开,千百万工农大众走在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前列,中国出现了空前大好的革命形势。这一切都与鲍罗廷的工作息息相关。孙中山致信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齐切林,称赞鲍罗廷“是一个无与伦比的人,他的中国之行显然是一个意义深远的事情”④。

      二、鲍罗廷的错误——“不追求培植中国共产主义目的”的实际内容

      国民党改组后,中国共产党人以党内合作的方式加入国民党,国民党就成为中国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也就是说在国民党内存在两个性质截然不同的党。随着工农运动的发展、革命的深入、阶级斗争的展开,在国民党内部阶级之间和派别之间的斗争便逐步尖锐起来。

      国民党内原来就存在左、中、右派的斗争。国共实行合作后,国民党左派与中共的政治主张基本一致,对外主张联合苏联,坚决反帝;对内主张联共,依靠工农大众。而国民党右派在对内对外政策方面的主张与左派恰恰相反。这样,国共合作后国民党内部的阶级斗争和派别斗争,就表现为统一战线内部国民党右派与中国共产党人的斗争。

      苏联是国共合作的撮合人,是国民革命唯一的国际支持者,当统一战线中国共两党发生矛盾和斗争的时候,鲍罗廷很自然地成为这种矛盾和斗争的“调节人”和“仲裁者”。如何处理国共矛盾,直接关系到中国革命的成败和中共的命运。从当时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鲍罗廷对国共两党应当执行如下政策:第一,必须坚决维持国共统一战线,也就是说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留在国民党内;第二,必须坚决与国民党新老右派作斗争,不断地削弱他们的力量;第三,必须坚决支持以中共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并不断壮大左派的力量。这三条是相互联系、缺一不可的。只有全面执行这三条方针,国共统一战线才能巩固,国民革命运动才能健康发展。然而,鲍罗廷遵循“决不追求培植中国共产主义目的”的方针,只坚持中共留在国民党内这一条,维护国共统一战线的存在。在国民党右派向共产党进攻的关键时刻,他不但不对共产党给予坚决支持,反击右派,而且要求共产党向国民党右派退让妥协,使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步步得逞。

      (一)说服陈独秀向国民党老右派妥协

      国民党一大后的几个月,其右派力量得到加强,在党内占据了大部分领导职位。国民党右派邓泽如、张继、谢持等人经过几个月的准备,以国民党中央检查委员名义,向国民党中央执委会提出《弹劾共产党案》,说共产党在国民党内设有党团,就是“党中有党”,对国民党“生存发展有重大妨害”,主张“绝对不宜党中有党”。邓泽如等人还举行群众大会,煽动侨居国外的国民党党员的过激情绪,搜集资料,派亲信跟踪共产党人,准备向共产党人发动总攻击。张继还攻击共产国际和鲍罗廷,说共产国际妄想获取东方革命的指挥和控制权,鲍罗廷的行为并不高尚,无论如何不能担当党的顾问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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