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6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12)05—0135—10 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新文化史研究方法逐渐进入欧美历史学领域的主流。受文化批评理论和人类学研究的影响，这一研究方法强调广义的文化对意义、价值、社会关系的构建力，并意图揭示出文化构建与其他历史动因的互动关系，以及这些互动中隐含的权力机制。随着史学实践的深入，新文化史的方法已经不仅仅局限于文化领域，而且还广泛用于政治、社会、经济、军事、民族关系、性别等各方面的历史研究。 自21世纪初以来，欧美新文化史领域的专著及其相关的史学方法和理论大量译介入我国，但是史学界对这一新趋势如何用于中国史研究的实践还存有疑虑。本文希望用海外民国史近著的实例来说明，①新文化史方法的引入，并非单纯追赶欧美史学界的时髦，而是对既有范式反思和挑战的一部分。因此，新文化史方法不仅不会使传统政治史研究边缘化，反而会促进政治史研究在深度与广度上进一步发展。 一 新文化史方法和中国的“政治史”问题 1989年，林恩·亨特(Lynn Hunt)等编的《新文化史(The New Cultural History)》一书揭开了新文化史在美国史学界流行的序幕。②受文学批评和人类学理论的影响，新文化史反思史学界1950年代以来社会史研究太过依赖社会理论和结构性量化分析框架的趋势，强调对文本、表象、仪式等象征性历史因素的解释和分析。③1999年，亨特和历史社会学者波耐尔(Victoria Bonnell)合编的《超越文化转向(Beyond the Cultural Turn)》，又更进一步反思了新文化史方法将如何有助于深化对“社会(the social)”的认识。④关于西方新文化史的思想资源、发展脉络和代表著作，张仲民已在《典范转移：新文化史的表达与实践》一文中作了非常清晰的梳理，此处不再赘述。⑤ 新文化史作为一种史学方法也被用于政治史的研究，并由此产生了两个重要影响。一是扩宽了政治史研究的视野，把政治文化及其反映出的权力关系纳入了研究范围，比如仪式、象征(服饰、国旗、日常行为规范等)、话语(不仅包括政论，还包括小说、诗歌、戏剧等)、概念构建(比如民族、阶级、社会各“界”)等等。二是与社会史结合，改变了政治史研究的视角，从研究大人物、大事件到研究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和心态，强调普通受众的历史能动性。民众不再是政治权力的被动接受者，而是权力关系网中至关重要的参与者之一。 新文化史方法应用于中国研究，几乎与新文化史的崛起同步。王笛的《新文化史、微观史和大众文化史：西方有关成果及其对中国史研究的影响》，讨论了自1980年代起，这些史学新方法如何用于中国史研究实践。其中，王笛自己对成都街头文化——尤其是茶馆的研究，引发了他对政治史的进一步思考。他认为，大众文化与国家权力之间一方面有“分离或对立性”，另一方面又有“相互影响和兼容性”，对默默无闻的普通人和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的研究，并不亚于以大人物和重要历史事件为核心的宏大“政治叙事”，也能发现“历史和文化的有意义的内涵”。⑥王笛强调“自下而上”研究政治的观点与新文化史的大趋势基本相合，补充了国内政治史研究对底层关注的不足。 然而，国内学者对新文化史方法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政治史研究仍有疑虑。2004年在《历史研究》组织一批历史学家讨论史学前沿问题的笔谈中，杨念群提出了“重提‘政治史’研究”的说法。受新文化史的影响，杨也已感到传统政治史的不足，他指出：“中国的政治史叙事基本是‘制度史’研究的一种翻版，人们在政治史的表述中除了了解到堆积出的一系列事件序列和机械的制度描述外，根本无法感受到中国政治运作奇诡多变的态势和与人们日常生活的关联意义。”但杨念群同时也感叹在社会史和文化史兴起的压力下，政治史被碎片化的命运，着眼于“地方”而缺乏整体性的表述。杨念群建议对以往主导政治史的“革命叙事”进一步反思，思考“革命”意识形态作为一系列话语、表象和仪式是如何被构建起来的。同时，他还提出不能再把群众的“政治参与”视为理所当然之事，而应看作政治规训的产物。杨念群认为，这种政治全面渗透日常生活的合法性“不应该作为研究前提，而应该作为研究对象被认识，目前的情况恰恰是，这种合法性如何确立，且对中国民众生活到底意味着什么，仍是当今政治史研究的一个盲点。”⑦ 杨念群提出的政治史研究盲点，其实在1990年代后期就已进入英语史学界探讨的议程了。本文拟通过介绍英语史学界用新文化史方法研究政治史问题的四部专著，展示新方法对政治史研究范式和具体政治史问题的影响。这四部专著分别是费约翰(John Fitzgerald)的《唤醒中国(Awakening China)》、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的《塑造共和国民(The Making of the Republican Citizen)》、高哲一(Robert Culp)的《公民之辩(Articulating Citizenship)》和张倩雯(Rebecca Nedostup)的《迷信体制(Superstitious Regimes)》。这四部专著从不同切入角度回应了杨念群提出的“政治史”研究盲点，而且讨论的主要是民国政治史。之所以专门选取民国政治史，一是因为这段政治史受正统史学叙事范式影响最深，也因此最能体现新方法的冲击；二是因为民国时期是帝制向近代民族国家转型的关键时期，这个过程中整体性的制度、惯习和心态激变最能体现新文化史方法的长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