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知识精英对民族主义思潮的传播 中国民族主义思潮是在鸦片战争后伴随着西方列强坚船利炮进行全球扩张的过程中被迫生成的。“海外之新思想随列强侵略之势力以入中国，始为一二人倡之，继焉千百人和之”。①传统的“天下观”、“夷夏观”在处理新的国家关系时已经失去原有的效果，只会带来嘲笑与屈辱。于是严复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点，并按照西方思维模式处理国家间关系成为当时先进知识分子思考的主要问题之一。有学者指出，从传统王朝国家向现代主权国家转变的过程中，中国思想界需要突破两个认知瓶颈。“首先，中国历史上形成的文化主义观念要打破，要认识到中国不过是国际社会的一员，形成以清王朝统治的合法性区域为基础的国家观念和主权原则，从而完成从‘天下’到‘国家’的转变。其次，中国在此过程中通过与诸列强的多次交战和外交博弈中认识到国际社会的‘丛林法则’，把国家利益置于最为重要的位置，实现从王朝利益到国家利益的转变”。②而西方民族主义思想是突破这个认知瓶颈的重要工具。正如乔伊斯·阿普比尔等所说，“有了民族主义为政治，社会改革的推动力以后，人们便希望能从民族历史中找到灵感，指出曾经造就现代化民族的进步之路”。③现在学界普遍认为，近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思想首先将其传入中国的学者是梁启超。随后，在《浙江潮》、《江苏》、《湖北学生界》、《新湖南》等杂志上出现了大量论述民族主义的文章，这些文章从各个角度解释和宣传民族主义思想，反复强调团结的重要性，唤起民众对国家危亡的关注。从清末到民国末年的这一长时段来看，民族主义思想在中国经历三个阶段的流变。④清末民初是第一阶段，民族主义关照的主要是在中国建立一个以汉族为主的单一民族国家还是多民族国家，换句话说，改良派主张建立以国家为主导的民族国家，而革命派主张建立以汉种族为主的民族国家。这是改良派和革命派之间论战的主要议题之一。参与的人物有梁启超、杨度、孙中山等社会活动家与政治家。第二阶段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精英对民主主义的理解受到国际“民族自决”思想的影响，参与讨论的人物有孙中山、陈独秀、毛泽东等等。第三阶段是从“九一八”事变到抗战结束。民族主义思想主要讨论中国在受到日本侵略的情况下，是否有“复兴”的可能，“民族复兴”思想成为主要议题。参与讨论的人有张君劢、吴泽霖、潘光旦等等。总之，民族主义思潮传入以来，逐渐成为中国精英群体思考世界及中国问题的主要知识工具。 民族主义思潮的广泛传播也深深影响了历史著作的撰写和历史教科书的编撰。我们以清末民国时期颁布的历史课程标准为例，简要说明之。《奏定中学堂章程》(1904年)规定：“凡教历史者，注意在发明实事之关系，辨文化之由来，使得省悟强弱兴亡之故，以振发国民之志气。”《小学校教则及课程标准》(1912年)：“本国史要旨，在使儿童知国体之大要，兼养成国民之志操……教授各科时，常宜指出本国固有之特色，启发儿童之爱国心、自觉心、并引起审美观念。”《初级中学历史暂行课程标准》(1929年)：“研究中国政治经济变迁的概况，说明近世中国民族受列强侵略之经过，以激发学生民族精神，并唤醒其在中国民族运动上责任的自觉。”《高级中学普通科本国史暂行课程标准》(1929年)：“陈述本国民族的分合，政治制度的沿革，民生经济的利病，以说明今日中国民族形成的由来与各种政治社会问题发生的源流，而阐发三民主义之历史根源。”《初级中学历史课程标准》(1932年)：“研究中国民族之演进，特别说明其历史上之光荣，及近代所受列强侵略之经过与其原因，以激发学生民族复兴之思想，且培养其自信自觉发扬光大之精神。”1936年《初级中学历史课程标准》仍然沿用1932年的规定。《修正初级中学历史课程标准》(1940年)：“叙述中华民族之演进，特别注意各支族间之融合与其相互依存关系，以阐发全民族团结之历史的根据，而于历史上之光荣，以及近代所受列强之侵略与其原因，尤宜充分说明，以激发学生复兴民族之意志与决心。”“叙述中国历代大事，并略论文化之演进及其对于世界之贡献，使学生明了我先民之伟大，以养成继往开来之志操与自强不息之精神”。《六年制中学历史课程标准草案》(1941年)：“叙述中华民族之起源，形成及其疆土拓展之经过，而各支族在血统上与文化上之混合情形，及其相互依存之关系，尤应加申述，使学生对于中华民族有整个之认识与爱护”。“叙述我国历代政治、文化、经济、社会之变迁，尤其足以影响于现代社会生活之史迹，应特别注重，藉以说明我国立国之精神，而于古代之光荣与近世外力压迫，以及三民主义之历史背景，尤应加意申述，以启示学生复兴民族之途径，及其应有之努力”。《修订初级中学历史课程标准》(1948年)：“从建国悠久，文化灿烂史实中，激发爱国家爱民族之精神与光大之责任。”⑤ 由此观之，历史教科书是灌输民族主义思想的重要载体。在历史教科书的编纂中，编纂者们为了充分表达这一时代诉求，对中国历史进行不同程度的修改与发明。乔伊斯·阿普比尔等认为：“在历史从诗歌、年代纪转向社会科学的过程中，历史学者担负起筛选往昔事实的责任，要找出足以造成社会发展路线的潜在逻辑。他们因受赫尔德和黑格尔的影响，认为新的政治实体——民族——能够体现人类目标，因此应当从研究民族中寻找历史事件涵义的蛛丝马迹。”⑥下文主要探讨在民族国家主义的诉求下，“四大发明”的叙述在历史教科书中的建构过程，并体察历史教科书对民族国家主义思想的传播。 二、“三大发明”以及“四大发明”在教科文献中的流变 从现有掌握的教科书文献来看，民国前的历史教科书中我们几乎未发现关于“三大发明”或者“四大发明”的记载。民国建立后，“三大发明”以及“四大发明”才在历史教科书中出现，而且出现频率逐渐增多，成为一种必然书写的知识。 (一)“三大发明” 在现存历史教科书中，我们发现最早记载“三大发明”的是商务印书馆1913年出版、傅运森编撰的《共和国教科书新历史》，编纂者称： 中国技术有功世界者三事：一为罗盘。黄帝周公造指南车，为罗盘所自起。唐宋之世，海上贸易极盛，置市舶司于广杭诸州，华人航海日多，罗盘更为航海之用。二为印版术。三代文字，或刻字竹木，或写于缣帛，汉时始有纸，然抄录费工，得书不易，至五代而印版之术试行。三为火药。我国古来，以弓弩炮石，为射远之利器，宋时炮仗烟火火药之属始盛兴，并已用于战事。此三者旋皆输入欧洲，遂开欧美今日之文化。⑦ 除此之外，还有中华书局版1913年章嵌编著《新制中华历史教科书》，认为“罗盘火药印刷术之发明”⑧在唐宋时期。1913年汤存德编《新制中华历史教授书》也表述为，中国“技术有功于世界，发明于斯时者，则有三大端，即罗盘、印刷术、火药是也”。⑨至于这种说法从何而来，中华书局的编辑潘武在1913年明确说，这些都是西人之说，“今时活字排印之权，与西人称活版为东来法，盖自吾国传之也”。⑩至于“三大发明”的影响，1928年徐景新编辑的《新时代历史教授书》中说：“印刷术、火药、罗盘针这三样的发明，于世界都有绝大影响，这是中国文化上最光荣的事情。”(11)1915年北京教育图书社编纂的《实用历史教授书》，“近古之文化”中所说“若罗盘之利航海，印刷术之代抄写更足为输导文明之利器”。(12) 关于三大发明传入欧洲的时间，上述教科书编纂者们大多认为是在唐宋时期，并对近代欧美产生了重大影响。除此之外，教科书中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三大发明”是宋元时期发明并传入欧洲的，这种说法后来逐渐占据主流地位。如1915年赵玉森编纂的《简明中国历史教授书》所说：“元代混一欧亚，欧人来我国贸易者日盛，故是时天文、算术、流入我国，而指南车、印刷术、火药亦传入欧洲。”(13)1920年汤济沧编《新式国史课本》说：“蒙古建一大帝国，而欧亚之交通大盛，欧人多有仕于其朝者。其后磁针火药印刷术三者，亦渐次发明，影响于欧人之思想界甚大。”(14)1922年赵玉森《新著本国史》也说：“蒙古大汗重致远人，一切色目都准其录用……于是西方的天文、算术及炮学，概得传入于我国，我国的罗盘针及印刷术等，也在这时候传入西方。”(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