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史:中共党史研究学术化进程的史学书写

作 者:

作者简介:
吴志军,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辑,北京 100080

原文出处:
党史研究与教学

内容提要:

由于自1980年代末期兴起的史学史规范无法充分展现中共党史研究事实上的复杂性以及流动于其间的学术化理路,因此有必要将党史研究学术化的发展历程,从繁复芜杂的党史研究格局中加以剥离,型塑学术史治理的新范式。学术史研究通过研究对象的转换与内在精神的打造,将为党史研究呈现富有思想与活力的学术化愿景。学术史研究需要得到更大范围与更为精细地扩展。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13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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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8(2012)05-0018-09

      重新探讨中共党史学科的学术属性,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即得到党史学界的关注。虽然这一问题至今仍有继续讨论的必要,但有一点已得到党史学界越来越多的支持与认可,即党史研究的社会价值和人文意义的张扬,必须以学术化理路及其产生的研究成果作为基础。因此,通过梳理和阐释自1980年代以降党史研究学术化的进程与脉络,以此挖掘党史研究学术化思想与精神的史学资源,便成为学术史研究的使命所系。30多年来,虽然党史学人持续不断地以多种方式反思党史研究的发展史,但学术史研究显然还需要得到更大范围的扩展。本文不拟构建严整完善的学术史理论与方法体系,而旨在通过细致梳理并着重解读一批以学术化诉求为主要特征的研究著述,对何谓学术史以及如何治党史研究学术史做初步研析。

      一、党史“史学史”研究的兴起及其学术史转向

      从1980年代中后期开始,在整个历史学界关于“史学危机”的反思性思潮的刺激下,为推动党史研究的转型,部分党史研究者以“中共党史学史”、“中共党史史学史”或“中共历史学史”等名义,开始了对党史研究发展史的回溯,相关论文与专著陆续发表出版,形成了颇具特色的史学史研究热潮,涌现出张静如、郭德宏、唐曼珍、周一平等专家以及在此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一批年轻研究者,史学史研究经多年积累已初具规模①。这些研究者认定史学史就是中共党史学或中共党史研究产生与发展的全过程及其相关内容,并力图构建党史研究发展史的历史分期与整体轮廓,为存留党史研究的历史记忆作出了初步努力。但这种相当宽泛的界定与努力将党史研究视为铁板一块,没有进一步仔细地厘清学术与非学术因素的分际,呈现显著的“粗放型”研究特征,因而无法充分展现党史研究事实上的复杂性以及流动于其间的学术化理路。

      中共党史研究的复杂性根源于其产生与演进的历史及其自身的特殊性质。从1920年代开始直至1949年为止,由于长期处于动荡的社会局势和渐次泛政治化的社会环境中,党史研究一直以服务政治斗争和图解政治政策为依归,其间所创获的研究成果大都带有浓厚的领袖崇拜和以阶级斗争为主要叙述框架的倾向。此后,尤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极“左”思潮支配下的党史编纂更因其有组织地全面篡改与伪造历史而贻害学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拨乱反正和思想解放的促动下,几乎所有历史学科都试图厘清学术与政治的关系,部分党史研究者也批判并抛弃了极左党史研究的理论框架及其所制造的史学神话,重树以实事求是为核心价值的研究理念,平衡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全面审查党史研究的性质、内容、范畴、方向和意义等学科基本问题,重建党史研究的学术秩序与规范,学术化追求由此成为一种较具独立性和影响性的治学方向。纵观自1980年代以来的党史研究历程,学术化的治学思想与研究实践得到了诸多党史研究者有意识的坚持与守护,并在进入新世纪后呈现渐次加强的趋势。但是,由于党史研究具有极其强烈的无可回避的政治性与现实性,加之传统治学思维的赓续,党史研究受到更为复杂的政治社会和思想文化等多重因素的深刻影响,党史研究格局在现实层面上更显得异常复杂,学术与非学术元素紧密纠结交织于一体,学术化理路往往被党史研究自身的复杂性所掩盖和遮蔽。

      因此,如何将党史研究学术化的发展历程,从繁复芜杂的党史研究格局中加以剥离,进行历史地回溯与反思,昭显其一脉相承、薪火相传的心路历程,这是继续加强党史研究并提升其学术化品质的要津所在,否则“不仅可能在我们所希望的建设中浪费历史中许多本可为我们运用和改造的资源与能量,而且这些资源与能量很可能因此闲置,被组织到另一我们不愿其存在的问题生产脉络中去”②。如果党史研究者不准备随时唤醒并解释与追索党史学术的历史记忆,学人的思想、精神和心灵必将无枝可依、无处可宿,学科的价值和意义也必将失落,而未来的学术化愿景将变得渺茫,因为“我们自何处来的信念与我们正向何处去的信念紧密相联”③。

      从世纪之交始,已有不少研究者从学术的立场与视角出发,关注党史学科的整体发展或某些党史专题的研究历程,以展现党史研究学术性不断生长的文化景观,史学史规范渐次向学术史治理转向。这一转向在杨奎松关于50年来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评判中得到体现。通过对某些重要党史问题研究史的论析,他力图证明党史研究的前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学术化程度有无可能进一步提高”④。此后,一批以梳理与评析党史研究学术化进程与走势的文章相继发表,其研究取向与学术水准有效地提升了党史研究的整体质量⑤。这一治学理路旨在弘扬党史研究的学术精神,为继续增强党史研究的学术化水平提供了理论资源。它既是党史研究学术化的学理结果与组成部分,也进一步促进了党史研究的学科建设与发展。

      显然,这些研究形态表面上是一种“集约型”的史学史研究,而实际上则是一种“学术史”研究⑥。从“史学史”到“学术史”绝非仅仅标示着表象称谓之变化,它更反映了研究理念与治学范式的深度变迁。但是,学术史研究仍然是目前党史研究的边缘性内容,尚未引起更多研究者的足够重视。由于缺乏充分的学术史检视,党史研究尤其匮乏自觉反省的精神,故不能深刻体认掣肘该学科学术化进步的诸多结构性弊端,党史研究长期陷入“虽然增加了大量知识,却没有(也无意图)指出新的方向,提出新的方法”⑦的困顿,极大地阻遏了党史研究格局的更新与转换,加之学术泡沫丛生、漠视学术规范等失范现象更使得整体学术质量堪忧。在此情势下,有志者必须要打破学术史研究的荒野状态,着力构建这门学科学术化进程的历史脉络,绘制出较为详细和清晰的党史研究的学术地图,这样不仅可以保存党史研究史的学术记忆,而且可以为这门学科的发展提供自我反省的平台,并在新的基点上充实这门学科内蕴的精神、价值与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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