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999(2012)04-0126-06 中共中央机关在西柏坡时期是中国共产党辉煌历史的一个重要阶段。党中央机关抵达西柏坡使之成为党中央所在地，有几种不同的说法。若仔细推敲这些说法都有欠准确之处。当深入研究枣林沟会议后陕北中央机关和华北中央机关的历史，对西柏坡成为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日期将会易于形成科学认识。 一、中共中央机关抵达西柏坡四种提法的考辨 一是1948年4月23日说。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周恩来传》记述：“周恩来在城南庄住了半个来月。四月二十三日，他和任弼时等率领中央机关来到现属于平山县的西柏坡村，同原在这里的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央工作委员会会合。”“中央机关到达后，中央工作委员会和已由晋绥移来的中央后方委员会都取消，西柏坡便成为中共中央的所在地。”[1] 二是1948年4、5月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和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的《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19、5-1991、12)》以及2006年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1919、5-2005、12)》，对中共中央抵达西柏坡日期，20年间出的三本大事记先后都是相同的文字记述：“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央领导机关在陕北吴堡县川口东渡黄河，经晋绥解放区前往晋察冀解放区。以后于4、5月相继到达西柏坡，中央工委随之与中央合并。” 三是1948年5月说。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1000个为什么》中的《中共中央为什么要迁往平山县》条目中说：“1948年5月，出于工作的需要，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为代表的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也从陕北转移到了晋察冀解放区，终于同朱德、刘少奇为首的中央工作委员会会合。”[2] 四是1948年5月26日说。1988年5月27日河北日报报导，1988年5月26日上午，薄一波在西柏坡举行的纪念会上致词：“今天是中共中央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移驻西柏坡四十周年纪念日，我和几位老同志受党中央的委托，来参加这次纪念活动。”时任中共河北省委主要负责同志在讲话中指出：“40年前的今天，中共中央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从陕北来到这里。” 以上一、二、三种说法，从逻辑上说，把中央领导机关或中央机关作为中共中央抵达西柏坡的标志是合理的正确的。但对党中央领导所率的中央机关部门的数量多少和属性未作辨析，未从1947年3月中旬撤出延安后中央机关分为三方面，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与刘少奇、朱德分别随陕北中央机构和华北中央机构的历史事实考察，部分代替整体，因而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因此它们所提日期对否就另当别论了。二、三种说法还有一个问题是中央机关到达西柏坡时间以月为单位，时间跨度比较大，没有以日计量，作为党史，中共中央机关在西柏坡时期历史的开端，日期应当具体而准确，不应当笼统而不确定。第三、四种说法，显著的可贵之处是进驻西柏坡的主体有两个，即增加了人民解放军总部，这比一、二种提法要贴近历史实际。历史的事实是毛泽东是5月到西柏坡的。《毛泽东年谱》记载，毛泽东是5月27日到达西柏坡并移驻西柏坡。这一天无疑是西柏坡历史上一个要永久纪念的光辉日子。问题是即便5月或“5月26日”到达，它是参照毛泽东到西柏坡时间的。这样的参照理论支撑是不足的。根据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党的领袖与党的组织、党的组织机构存在着统一性与独立性。所谓统一性是三者都代表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领袖通常要代表组织和机构发表政治主张、理论、纲领、路线、方针、政策。所谓独立性是党的组织和机构要处理党内外各项具体事务，三者各有其生存和活动的空间。领袖和党的组织生存活动空间是不受地域限制的。党的组织机关存在空间是受地域限制的。党的领袖在哪里活动，党的组织机构不一定随迁到那里。全党政治组织的象征，只能以党的中央机关为标志。政党领袖“住地” 和政党机关“驻地”，存在着不同一性。 二、周恩来起草的中央机关分流方案 1947年4月11日，周恩来起草的中央机关分流方案是研究中共中央机关何时移驻西柏坡的一个历史性文献。在呈现这个方案之前，先简要回顾一下分流方案的形成过程。 1947年3月11日，国民党军队开始大规模轰炸延安。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率中央机关5500人撤出延安，3月12日毛泽东、周恩来从枣园迁入王家坪人民解放军总部。3月18日晚毛泽东、周恩来率领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机关撤出延安。3月25日中央书记处在瓦窑堡以东王家坪举行会议，会后任弼时起草的中央决定说：“中央和军委机关除留少数人员(二三百人)于延安以北地区保持工作以外，其余部分和老弱妇孺包括董老吴老等均移到晋西北柳林、临县、兴县地区。”[3]3月27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中央决定在陕北不走。”后又为中央起草致贺龙、李井泉电：“中央率数百人在陕北不动。这里人民、地势均好，甚为安全。”[4] 1947年3月29日晚，在清涧县枣林沟村，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中央机关行动问题。这次会议之后的十天之内，中央书记处领导成员之间，关于中央机关分流的电文有6件，其中重要的有三件。第一件是3月30日毛泽东、任弼时致电贺龙并转周恩来面告枣林沟村会议决定。之一是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主持中央”；之二是“组织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太行，在少奇主持下进行各项工作”；之三是“中央直属机关人员已至晋西北者，照前议一部往太行一部就地疏散”。[5] 第二件是4月4日到达山西临县三交镇的朱德、刘少奇致电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谈中央机关人员转移安排意见：从延安出发的中直、军直五千五百人，留河西七百人，留晋西北及少数去五台工作的一千余人，去太行的三千八百人。路线经五台前进，第一批行军走三千人。[6] 第三件是4月9日，中央致电各中央局、分局并转各省委、区党委及各野战军首长宣布，为粉碎国民党军队驱逐党中央及人民解放军总部出西北的企图，决定：一是“我党中央及人民解放军总部必须继续留在陕甘宁边区”，二是“以刘少奇同志为书记组织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晋西北或其他适当地点进行中央委托之工作”[7]。 以上三件电文要义，一是“中央和军委机关除少数人员(二三百人)于延安以北地区保持工作”；二是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主持中央工作，刘少奇为书记主持中央工委进行中央委托之工作；三是对中直、军直机关及人员要分流到三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