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中期孔庆宗负责时代驻藏办事处内部人事设置及其影响(1940-1944)

作 者:

作者简介:
王川,陈辉,邹敏,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四川 成都 610101 王川,男,汉族,四川乐山人,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中国近现代区域经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四川大学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近现代区域史、藏学。

原文出处:
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1940年4月,孔庆宗就任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处长后,为了恢复中央政府在西藏地方的主权和加强双方的关系,首先着手积极完善办事处的人事设置。在他实际负责处长一职的近五年间(1940年4月-1944年7月),由于各种原因,在处内形成比较复杂的人事矛盾,引起处内多位职员要求内调,影响了他对于藏事的办理成效,并最终到了他自身无法调和和控制的程度,只得辞去办事处处长一职,呈会内调。文章利用相关档案材料和新发现的驻藏办事处戴新三科长《拉萨日记》,对办事处内部人事设置和纷争进行梳理,并进行简要分析,以求在复原办事处人事设置与纷争的历史的同时,深入了解民国中期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关系演变的另一个深层原因。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13 年 01 期

字号:

      中图分类号:K2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738(2012)03-078-08

      1940年代,国民政府在当时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下,仍然积极着手与西藏地方关系的制度建构。其中,作为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派驻拉萨的机构,驻藏办事处是标志性的成就之一。

      自其1940年4月成立至1949年7月8日暂时被迫撤离的近10年间,驻藏办事处代表着中央政府贯彻及实施治藏策略及政策,对藏宣传三民主义之精义,以及内地、西藏之间的情谊,是国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进行高层直接联系的唯一官方机构,也是中央政府处理西藏地方事务以及改善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关系的重要渠道。这一直属于中央的特派机构,先后历经了孔庆宗(1895-1981)、沈宗濂(1898-1978)、陈锡璋(1891-1963)三任处长,其内部人员之间关系如何?人际关系对于藏事成效的影响怎样?西藏地方政府如何认知、利用办事处的人际纷争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对于上述问题,学界已见有专文探讨[1],故本文拟在现有研究成果基础之上[2],根据台湾新公布的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档案、成都新发现的驻藏办事处科长戴新三《拉萨日记》,结合西藏自治区政协主编的《文史资料选辑》等史料,对于孔庆宗在任处长时期(1940年4月-1944年7月)办事处内部人事为中心的几个问题,略作论述,尝试以此个案,认识驻藏办事处三位处长在职期间处内事务与人事生态的某些特征。

      一、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之成立及其人事设置

      (一)“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之成立

      1939年夏季,南京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1884-1959)受命,筹备入藏主持达赖喇嘛的转世事宜,在入藏交涉中,吴忠信感觉到藏务繁多,有成立专门机构之必要。

      1940年2月,吴忠信主持完成了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1935- )的坐床典礼。之后,积极谋划在拉萨成立办事机构。吴忠信于1940年2月正式电呈重庆行政院,请示设立驻藏办事处机构,并与时任西藏地方政府摄政的第五世热振活佛坚白益喜丹真坚赞(1912-1947)商议,热振摄政表示支持设置驻藏机构;行政院也回电称“在拉萨设置长官公署一时既难办到”,转而同意按照“设置行辕或办事处办法与藏方商洽”再报告[3]。藉此,吴忠信在离藏前决定“对藏取通知方式而不取商洽方式”[4],设立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3月24日,吴忠信、蒙藏委员会委员长行辕秘书处,分别致函噶厦、摄政第五世热振活佛,指出,“由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办理”,以后接洽办理中央与西藏间的事宜[5]。3月25日,吴忠信在拉萨蒙藏委员会委员长行辕发表的《委任令》,任命办事处正、副处长,并宣布“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于4月1日成立并正式办公。蒙藏委员会藏事处处长孔庆宗被任命为兼任的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处长。任命驻拉萨的处内职员为办事处处长,是对1930年3月蒙藏委员会《派驻各处专员条例》在拉萨派驻委员会专员、1934年2月蒙藏委员会《派驻蒙藏各地办事处组织规则》在拉萨派办事处并简任处长一人[6]条文规定的具体实施,此举显示了吴忠信对驻藏一处的高度重视。

      就任驻藏办事处处长后,孔庆宗为了更好地处理西藏地方事务,完成中央政府及蒙藏委员会交代的事务,尽力改善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当务之急就是完善驻藏办事处的人事设置。

      由于驻藏办事处设立仓促,所以办事处成立后,人手缺乏,职员编制数欠缺。办事处成立当月,到职的职员仅有8人,即:刘桂楠、吴三立、苏大成等科员3人,华寄天、李国霖等秘书2人,高师原、李耀楠等办事员2人,雇员1人,即张旺。

      办事处这种组织不健全的状况,不仅对于日常工作的开展极为不利,而且还会给西藏地方政府造成不良印象,进而影响到中央政府的威信。对此,孔庆宗有清醒的认识。因此,办事处成立伊始,孔庆宗即着手完善办事处的人事配置。

      (二)孔庆宗初步完善驻藏办事处之人事设置

      孔庆宗首先起草了《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组织规程》,并获准实施。当年7月,孔庆宗完成了《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组织规程》的起草,经呈会修订,并报送国民政府核准,准予备案并实施。《组织规程》规定,驻藏办事处下设第一科(掌理文书、印信、出纳、庶务、人事等项)和第二科(掌理政治、宗教、教育、建设、调查、宣传等事项)[7],每科设科长1人(荐派)。

      另外,办事处设科员4人、办事员4人、汉文秘书、藏文秘书、会计员、医师各1人,雇员若干,并分驻扎什伦布、江孜、昌都等藏内的重要地区。这一《组织规程》的制定,基本沿袭了1929年春季《蒙藏委员会驻平办事处规则》、《蒙藏委员会驻平办事处办事细则》的精神[8],设置的科属、人员名称也一致。

      根据该《组织规程》,结合当时已到职人员看,办事处编制缺口较大,计缺科长2人,科员1人,办事员2人,雇员若干名。

      之后,孔庆宗逐步完善处内人事设置。7月,孔庆宗委令意希博真为办事处翻译员,负责翻译、缮写和情报事项。7月5日和13日,孔庆宗又分别致电蒙藏委员会,请求调马先跟、戴新三分任办事处第一、第二科科长。“警局长马先跟,国立警高毕业,老成干练,堪任本处科长”,“调戴主任新三来藏任本处科长”[9],并得到蒙藏委员会的同意。戴新三到职前,曾因故被蒙藏委员会“免职”,孔庆宗用人孔亟,专电吴忠信,“此间需人,□急敬祈钧座予以宽宥,准暂复其职,赴边自效”[10]。此年7月,戴新三、马先跟到职。

      1941年4月,孔庆宗委令西藏籍王德为办事处驻印办事员。5月,孔庆宗将蒙藏委员会驻昌都的西康调查员左仁极调任为办事处科员,仍驻昌都并兼任蒙藏委员会驻西康调查员。8月1日,办事处会计员张济安,办事员潘葛岚到职,雇员张旺升任办事员。1944年春,办事处又雇佣汉僧净因等人[11]。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