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81/28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110(2012)05－0032－10 ［主持人语］在中国边疆治理的研究中，“近代中国的地方因素与边疆治理研究”是一个值得重视又在不断深化的领域。由于内外多种因素作用，近代中国的边疆危机四伏，中华民族为救亡图存、守土固边而奋起抗争，从晚清到民国的历届中央政府也制定、实施过种种“筹边”方略。在筹边、守边过程中，土司、部落、宗教上层人士、军阀(或称“地方实力派”)、知识分子——无论“传统”的，还是“新型”的——和近代社团等地方力量成为不可忽视的因素。尽管这些“地方因素”在近代各个时期、各个区域和边疆治理不同问题上的影响力有一定差异，但是总体上看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央决策者逐渐意识到，只有让“地方因素”发挥相应的作用，才能“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事实上，无论是边疆地区的政区设置、官制变迁、边界交涉，还是边疆政局、民族关系、社会发展等问题，近代中国历届中央政府在制定政策时不得不考虑“地方因素”，甚至在某些问题上因为“地方因素”而调整相关政策。对于近代各种“地方因素”及其功过得失，20世纪上半期学者们就有所关注，近年来许多学者广泛搜集近代档案、文献，不断深化该领域的研究。 本栏目的文章就是3位青年学者在该领域探索的新成果，他们在近代西藏、新疆、蒙古地区治理的研究中注意到了“地方因素”的作用，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也希望更多的学界同仁加入讨论，通过相关问题的探讨，总结近代中国边疆治理的成败得失，为今天我国边疆地区的稳定、发展和繁荣提供学术上的借鉴。 作为藏传佛教格鲁派的两大转世活佛，1904年前历世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互为师徒，关系密切，有9位达赖拜5位班禅为师，有4位班禅拜4位达赖为师。[1][p.18]此后，两大系统间冲突不断，对当时的西藏局势乃至西南边疆的形势、中央政府的治藏政策都产生很大影响。1927—1933年，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又完成形式上的全国统一，但国内战乱未息，而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不断升级，英国仍利用“西藏问题”干涉中国内政。在这种形势下，国民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恢复和强化与达赖、班禅两大系统的政治联系，努力协调两系统的关系。国民政府针对达赖、班禅关系问题，采取了哪些政策、措施，是如何演变的？这些政策的效果如何，对以后的西藏治理有何影响？本文拟在已有成果基础上，主要依据国民政府档案和相关文献，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不当之处，恳请方家指正。 一 1927年后，对于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九世班禅、十三世达赖两方面很快做出反应，先后与国民政府联系，但在涉及西藏地方与中央的关系、达赖与班禅两系统关系等问题时，双方立场有一定差异。 1928年3月，班禅方面通过时任第六路军前敌总指挥兼22军军长的赖心辉呈文国民政府，指出清代以来达赖、班禅均为西藏佛教的“主教”，1910年后川军入藏，达赖逃亡印度，被革除名号，班禅被请到前藏主持政事；1912年后，达赖回藏，嫉恨班禅“亲汉”，无理强征军费、军粮，拘押班禅部属，致使班禅被迫离藏。班禅“远来中原”，并非“争个人之权利”，而是希望中央派军收回藏军所占原属川边的地方，使西藏“脱离英人之侵略，巩固国防”，“万民相安，广化佛教”。[2][p.57－63]9月，班禅致函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强调新成立的中央政府“对于蒙藏民族，不分畛域，一视同仁”，现在“革命成功，统一底定实现”，希望中央给予“鼎力扶助，俾我藏民早登袵席之安，同立于青天白日旗帜之下”。他还表示自己希望尽早晋见“政府当道”，“庆贺革命成功”，并“详报隐衷”。[3][p.5－6] 1929年上半年，中央政府批准设立班禅驻南京、北平、青海办事处。此外，班禅方面还在成都设立驻川办公处，在康定设立驻康办公处。1929年1月，西藏班禅驻京办事处成立，发表成立宣言，强调：“西藏之与中国，自汉唐以还，关系日深”，“西藏欲舍中国而谋自主，实不可能”；清末民初之际，因“汉藏两方少数人为个人之利害关系，不顾大局，互相争斗”，达赖逃亡印度，“亲英派结党操政，致予强邻以侵略之机会”，使“中藏感情日趋恶化”；帝国主义加紧侵略西藏，“怂恿西藏独立”，“进兵占领西康”，“苛虐蹂躏”人民，这些都“由于少数亲英派之作祟”。班禅方面还表示“希望中国以民族平等之观念，扶助及领导西藏人民，使之能自决自治”。[4][p.3087－3090]这些都表明，九世班禅率先代表西藏各界拥护新成立的国民政府，强调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班禅方面尽管受到达赖系统多年的压制，但仍理性地认为“少数亲英派之作祟”是“中藏感情日趋恶化”、帝国主义侵略加深的原因，希望中央“扶助及领导西藏人民，使之能自决自治”。 达赖方面与国民政府的联系稍晚于班禅方面。1928年冬，十三世达赖指派罗桑巴桑到南京，谒见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1929年1月，蒋介石接见罗桑巴桑，还致函十三世达赖，赞扬他“深明大义，内向情殷”，强调“藏卫接壤强邻，帝国主义所压迫久矣”，“西藏为我中华民族之一，政府正督饬蒙藏委员会调查实际，用资建设”，希望“并力一心，修内政而御外侮”。[5][p.485－486]这是国民政府对达赖系统及其掌控的西藏地方政府(噶厦)的首次正式回应，此后就恢复中央与西藏地方关系、班禅回藏等问题多次沟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