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11月初，清室被国民军驱逐出故宫。在此之前，北洋政府与清室保持着亲密关系。正因为如此，当冯玉祥驱逐溥仪出宫时，他的盟友段祺瑞和张作霖都表示强烈反对。遗老也确实希望民国元年的《清室优待条件》能在段、张的手中得到恢复。然而，遗老的希望如同幻影：直到北京政府覆灭，溥仪一直没再能回到紫禁城中。 为何1924年11月下旬段祺瑞控制北京政府后没能恢复旧有优待条件？为何1926年4月国民军撤离北京，对清室有好感的奉军、直鲁联军进京后，仍然未能迎接溥仪回宫？本文试图通过对史实的梳理寻找上述问题的答案：一方面，国民军对北京的有效控制构成了恢复《清室优待条件》在政治方面的阻力；另一方面，在国民军、段张、清室等势力的互动下，舆论对清室的敌意不断高涨，形成了溥仪回宫在舆论方面的阻力——回归故宫的诉求容易被解读为破坏共和与寻求复辟。这些现象都反映了北洋朝野局势的变化；在变局中，清室恢复1924年11月之前原状的努力最终成为幻影。笔者尚未发现与本文论题直接相关的论著。① 一、溥仪出宫之前逊清皇室的处境 (一)清室与北洋派的关系 规定北京政府与清室之间的关系的法律规范是民国元年颁布的《清室优待条件》。该条件于1912年2月由临时参议院审议通过，并由民国政府颁布，包括三项：(甲)关于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优待之条件；(乙)关于清皇族待遇之条件；(丙)关于满蒙回藏各属待遇之条件。②狭义的“清室优待条件”指其中的甲项。1915年，民国政府颁布《优待条件善后办法》。③它增加了清室的义务，如不得使用旧历及旧年号等，因而被认为是对1912年《清室优待条件》的实质修改。同年，袁世凯还表示：“所有优待各节，无论何时，断乎不许变更，容当列入宪法。”④尽管有纸面上的法律，但无论是清室还是民国政府都并未完全遵守它。譬如，小朝廷一直没有搬出紫禁城。但除了袁世凯为筹划称帝而曾经要求搬迁之外，其它几届政府并没有催促过。⑤吴瀛注意到，清室之所以久居宫禁，原因之一是“前政府各当局者皆与清室多少有关，是以久悬不决”。⑥民国政府也没有如约支付优待费。倾向反清室立场的《国闻周报》承认：“优待岁费四百万元，常因财政支绌而有拖欠。”⑦正如此后在清室善后委员会工作的那志良所述，“条件是订了，订定之后，无论清室也好，民国政府也好，大家都没有把它当作一回事。”⑧ 与违反《清室优待条件》和《优待条件善后办法》的现象同时存在的，是民国政府与清室之间超出法律条文之外的密切程度。考虑到北洋要人在历史上与清室的关系及其文化背景，当不难明白传统思想和社交网络对他们的影响。⑨同时也应该看到，他们是共和政体下的既得利益者，拥护共和为他们执掌权力提供了合法性的根基，尽管这并不妨碍他们对清室进行表面的效忠。 需要说明的是，冯玉祥和吴佩孚对于清室的态度与段祺瑞、张作霖等要人相比不尽相同。先言冯玉祥。1924年之前，他与清室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合作关系。1922年溥仪大婚时，冯玉祥送来如意。他还“一再上谒我醇亲王，谬恭敬，内务府为奏赏紫禁城内骑马，且逊词呈乞代谢。”⑩与此相比，时人注意得更多的却是他对清室不合作的一面。1917年张勋复辟之时，冯在通电中提出四项要求，包括取消清室优待条件、驱逐溥仪出宫、停付优待金等。(11)冯在日记里也时常表露出类似观点。(12)在对清室的态度上，吴佩孚与冯玉祥较为类似。1922年6月，吴向黎元洪提议废止清室优待条件。(13)1923年，清室试图拉拢吴佩孚，但吴的态度若即若离。(14)冯玉祥和吴佩孚在清室问题上的立场虽然异于徐世昌等北洋元老，但他们在1924年之前并未成为北京政府的掌控者——冯玉祥只是直系中边缘化的一支势力；吴佩孚虽然是直系的领袖之一，但在不少问题上却受到曹锟牵制，他对北京政府也缺乏独立的影响力。在时局发生变化、北洋派权力核心之外的政治强人被推向前台之前，北京政府一直控制在与清室保持友好关系的元老手中。 (二)清室与舆论的关系 在讨论当时舆论对共和制、帝制的观感之前，有必要弄清“舆论”的范围。知识分子的观点与大众可能差之千里，新派知识分子与旧派士人之间的主张可能也大相径庭。从数量上说，“国民”的队伍无疑比知识分子庞大得多。然而，以对时局的影响力而言，在尊崇士人的社会里，知识分子的能量更胜一筹。而在趋新诋旧的时代，新派知识分子较传统士人更易对舆论施加影响。 大多数民众被认为同情帝制。倾向于清室的庄士敦认为：“假如能够产生一个真正代表人民的会议，或者，假如这样的会议可以通过自由的投票来决定君主制与共和制孰优孰劣的问题，那么，即便选择君主制会被认为是参与了恢复那个不久前刚被推翻的王朝的活动，倾向于君主制的人也会占压倒多数。”(15)倾向共和制的《京报副刊》也曾发表一篇文章，文中写道：“中华民国建设了十四年之久，新文化运动，亦闹了六七年。然而我国人的脑袋里大多数还是一仍其旧，老态横秋的。除遗老们之要拜皇帝，与老百姓之希望出‘真命天子’，我们宽而不论外，所谓比较有智识的，开通的人们，和自命为智识阶级的青年们，我们便无从宽恕了。”(16)作者虽意在呼吁知识分子反对皇帝，却不得不承认“国人”和“老百姓”认同帝制的倾向。 智识阶级中也不乏同情清室的人。其中有一类是对共和反感，愿意恢复帝制者。冯玉祥曾言：“考之国民心理，趋向守旧者尚不乏人，往往以人民不谙共和为词，而倡更易国体之说。”(17)既然能够倡导学说，自然当属知识分子。郑孝胥、康有为等清室遗老即属此类。还有一批人，他们虽然认为事实上不能恢复帝制，但仍然对清室报以同情。1920年9月，严复对郑孝胥表示：“仆自始至终持中国不宜于共和之说，然恐自今以往，未见有能不共和之日。”(18)另一例子是胡适。在1922年6月7日给庄士敦的信中，他表示因亲眼见到溥仪而深受感动。(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