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8.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0766(2012)05-0020-10 北洋时期，随着中央权力式微与西方政治思潮的传播，地方自治成为转型中的中国政治的重要诉求，并在实践中演变成“联省自治”的模式。一些省区自行制定宪法(或称省自治法)，依照省宪组织省政府，自理省务，并由各省选派代表组织联省会议，制定联省宪法，试图突破现行单一制国家模式，将中国改造为美国式的联邦制国家。通常认为，“联省自治”与统一国家的建构是对立的，因为推进“联治”的人不免具有以“地方割据”来抵御北洋军人“武力统一”的用心。但北洋时期的政治实践表明，“联治”虽削弱了北洋政府的中央权势，阻碍了直、皖军阀的“武力统一”，却并不构成“统一”的对立力量。由于对分裂割据现状不满，加之“大一统”政治传统的影响，“统一”始终是多数国人的政治诉求。只是因为北洋军政体系在“分”与“合”的争斗中趋向瓦解，推动“统一”的力量就只能在北洋体制之外去寻找。而以“分”为诉求的北洋时期的“联省自治”，也就悖论式地成了解构北洋军政体系、为形成中的国民党集权体制提供政治支撑的建设性因素。① 一、中央权力式微与“地方自治”滥觞 清季以还，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一直是政治家深感棘手的问题。清末筹备立宪，各省成立咨议局自行议决地方事务，使乡土观念本来就很重的国人益发看重地方利益。当实施“预备立宪”时，宪政编查馆曾奏称中国地大民众，宜分省而治，且各省自治与国家统一并行不悖，有谓：“立宪政体之要义，在予人民以与闻政事之权，而使为行政官吏之监察。……谘议局为地方自治与中央集权之枢纽，必使下足裒集一省之舆论，上仍无妨国家统一之大权。”②随着“自治”思潮兴起，建设“新湖南”、“新广东”、“新江苏”、“新浙江”的主张接踵提出。辛亥年武昌起义，各省以宣布“独立”的方式响应，事后虽建立了临时中央政权，但宣告“独立”的举动已提示地方意识的潜滋暗长。胡适据此认为，中国在久“合”之后，已呈现“分”的趋势，“联邦论”已呼之欲出。③ 民国肇建之初，因袁世凯北洋势力强大，中央积极有为，加之“一般学者，盛倡中央集权”，④地方势力受中央权势及舆论的双重压抑，暂时没有表现自身意志的机会。“宋案”发生后，孙、黄指令李烈钧、柏文蔚、胡汉民起兵反袁。袁在对外借款成立后，立意动武，宣称“跋扈之都督(李、柏、胡三人)在所必除”。时蓝建枢以岑春煊代表之资格，进言调和，袁断然拒绝道：“今日并非调和南北问题，乃系地方不服从中央，中央宜如何统一问题。宋案自有法院，借款自有议会，我与岑君等皆不能说话。君系现役军人，尤不能说话。至李烈钧等为地方长官，于行政之系统上，中央不能不求统一之法。”⑤袁不以南北名义处理赣、宁方面发起的“二次革命”，而强调其用兵系讨伐不服从中央的“地方”，凸显了北京政府的强势地位及维持中央集权的政治诉求。 不过清末及民初“中央集权”的程度已十分有限，镇压“二次革命”时袁表面的跋扈，也多少有些色厉内荏的味道。张君劢曾指出，有人说前清及袁世凯当政时集权，其实斯时中国中央之权远不及德、美联邦政府之权。各省自练军队，自定币制，中央政府除官吏任命权外，无任何权力。他认为，中国之患不在单一，也不在集权，而在野心家肇乱和无所节制。⑥与张君劢多少有些像是在为“集权制”唱挽歌相似，在恽代英看来，民初政象纷乱，与辛亥政制鼎革中国以“民主”取代“君主”，却未具备起码条件有关，现代政治制度建构必须具备的人的主观条件尤其不成熟。因为“早熟”，民众(甚至其精英分子)都还不知道怎样过现代政治生活，而革命却把“皇帝的尊严”打倒了，只得挂个“民治的招牌”出来，结果造成“群雄争长”的局面。⑦ 如果说，袁世凯在世时尚能勉强维持中央对于地方的行政掌控，袁世凯身后的中国则已无严格意义上的中央政府可言。杨荫杭在观察北洋时期政局时曾作过一番历史比附，认为当时的中国已呈现春秋战国似的分裂格局：中央政府对于各省，有如东周之于诸侯；南北相攻，皖直交讧，滇蜀不靖，有如诸侯列国之侵伐争霸。只是春秋战国学术兴盛、人才辈出，北洋时期则晦盲否塞，春秋战国争霸之诸侯尚知招贤礼士，北洋时期则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由此区分出两个时期优劣高下。⑧陈冠雄抨击军阀把持国家中枢、干政乱政的行径，有“武人乱纪”、“傀儡中央”之语，⑨更可见局势的严峻。 在这样的政治格局下，中国的权势重心发生转移，北京所具有的俯视天下的崇高地位迅速下降，国内政治家对它的重视程度亦远不如前。过去北京乃京师重地，是中国政治权力的重心所在，一切上升性的社会流动都指向北京。到北京去的人总不免怀着“朝圣”心态，历朝历代的“觐见”制度，就是利用臣民对于“圣上”和“京师”的敬畏而制定的。然而这种状况在几年间就变成了昔日辉煌，北洋时期的紫禁城已经暮色笼罩。唐绍仪1924年11月27日的一次谈话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北京所发生之事实，于全国无重大影响，北京乃一隅，而非全国，且不能统治全国。当今急务，在乎联合各省成就一种结合，庶日后渐能遵从合宜之当轴。”⑩章士钊甚至认为，北洋政治已成僵局，天下重心失却，“北京不期而有地方化之虞”。(11) 中国政治趋向“分”的局势之出现，与自治思潮兴起有关。时人黄抱一在分析其因果关系时指出：袁世凯死后，地方割据局面逐渐形成。此时的中央既不能以法律手段谋根本建设，更不能以军政手段使统一成功，国门之内，水深火热，亟亟不可终日，国门以外，他族势力之压迫，国民自决之思潮，又予国人以强烈刺激。郁久必发，不得于彼，则泄于此，自治呼声遂勃然兴起。(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