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在内蒙古自治区乌审旗南部的无定河镇与陕西省靖边县红墩界乡、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拱盖梁村等地相继出土或从盗墓者手中截获了一批夏州拓跋政权墓志。按其制作时间顺序排列，分别为《大唐静边州都督西平郡开国公拓跋守寂墓志铭》、《唐延州安塞军防御使白敬立墓志铭》、《故永定破丑夫人墓志铭》、《大晋故定难军摄节度判官毛汶墓志铭》、《大晋故夏银绥宥等州观察支使何德璘墓志铭》、《大晋故定难节度副使刘敬瑭墓志铭》、《大晋绥州故刺史李仁宝墓志铭》、《大晋故虢王李仁福妻渎氏墓志铭》、《大汉故沛国夫人里氏墓志铭》、《绥州刺史李彝谨墓志铭》、《故大宋国定难军管内都指挥使康成墓志铭》、《大宋摄夏州观察支使何公墓志铭》、《大宋故定难军节度使李光睿墓志铭》、《大宋故管内蕃部都指挥使李光遂墓志铭》和《大宋定难军节度观察留后李继筠墓志铭》①。这批墓志的志主既有拓跋政权的府主大王和郡国夫人，又有刺史、判官之类的属下官员；不仅有党项族，还有汉族。墓志在记述他们“事迹”的过程中，保存了弥足珍贵的历史资料。本文仅从拓跋政权中的汉人士大夫与汉化问题、拓跋家族的婚姻关系、拓跋部的族属问题三方面，作一些探讨。 一、拓跋政权中的汉人士大夫与汉化问题 有关夏州拓跋政权中的汉人士大夫与汉化问题，有两条重要的史料。一是宋初边帅张齐贤上言：李继迁起兵后，“潛设中官，全异羌夷之体，曲延儒士，渐行中国之风”[1]1099。另一条是宋仁宗时枢密副使富弼的奏言：“拓跋自得灵、夏以西，其间所生豪英，皆为其用。得中国土地，役中国人力，称中国位号，仿中国官属，任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用中国车服，行中国法令。”[1]3641 这两条史料使人们误以为李继迁起兵前，拓跋夏州政权全是“羌夷之体”，或者是西夏自李继迁、李德明、李元昊祖孙三代占据灵夏以西的河套平原后，方“称中国位号，仿中国官属，任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用中国车服，行中国法令”。但事实究竟如何呢？目前发现的这一批夏州拓跋政权的墓志为我们提供了答案。在这些墓志中，将近一半的志主是汉族，他们或为幕僚，或是军将，为拓跋夏州政权的建立与巩固作出了巨大贡献。志主白敬立，系秦将白起之后，白起被赐死于杜邮(今陕西咸阳境)后，子孙沦落，一部分随太子扶苏筑长城，从此定居塞上。“自有唐洎九世，世世皆为夏州之武官”，传至白敬立，“为故夏州节度使、朔方王(即拓跋思恭)信用门下。王始为教练使，公常居左右前后”。教练使为唐代方镇军将，至德元载(756)始置，掌教练兵马及武艺。拓跋思恭在夏州节度使(汉族节度府)帐下做教练使时，志主就“居左右前后”，反映出拓跋部建立夏州政权前已打破了地缘与血缘(民族)界限，吸收了大量汉族人才。黄巢起义军攻占长安后，拓跋思恭应诏纠合夷夏兵“赴难”，志主(白敬立)侍从顾问，传呼号令。“王(拓跋思恭)乃推腹心，委之如父子；公亦尽忠瘁，报之如君臣。”形成了不同一般主仆的君臣关系，被喻为“蜀先主得孔明”。 志主毛汶，夏州拓跋政权节度判官兼掌书记，家居巩洛。祖父“守京兆府万年县令”，父“皇任定难军节度观察判官”。乾化元年(911年)，夏州节度使故虢王李仁福以为志主率直尚气，“委赞巡属”。后梁贞明三年(917年)“署摄当府节度推官”，后唐长兴二年(931年)“又迁花幕”，“官崇上佐，贵列夏台”，拓跋夏州政权数十年章檄文字多出其手。 志主何德璘，夏州拓跋政权观察支使，南阳郡人。历任衙前虞候、州衙推、观察衙推、右监门卫长史、节度衙推兼银州长史、观察支使、将仕郎、试大理评事。 志主刘敬瑭，夏州定难军节度副使，彭城人。其先为“唐代宗皇帝之宝臣晏相六世之玄孙也”，历任虞候、四州马步都虞候、左都衙官、管内马步军都知兵马使、检校司徒、银州长史、宥州知州、光禄大夫、右监门卫大将军、定难军节度副使等职。长兴四年(933年)，唐明宗为兼并夏州，命定难军留后李彝超与延州节度使安从进对调，并派邠州节度使药彦稠率兵五万护送安从进赴任。大敌当前，李彝超坚守夏州城，志主刘敬瑭“请权兵把截四面，师徒抽退，士庶获安”。 志主康成，夏州定难军管内都军指挥使，历任安塞副都兵马、安远将军使、东城都虞候、左都押衙、都知兵马使、五州管内都军指挥使。在长兴四年(933年)夏州保卫战中，康成“披坚执锐”，“屡奋先登之勇”，成为夏州拓跋政权凭借的“奇人”。 志主何公，大宋摄夏州观察支使，出身医学世家，曾祖摄夏州医学博士。志主“幼习家风，颇积医论”，因治愈府主大王疾病，名声大震。历任文林郎、左武卫兵曹参军、将仕郎、太常寺协律郎、府衙推、宣德郎、绥州长史、监察御史、节度衙推、银州长史、朝请郎、大理司直、殿中侍御史、柱国、夏州长史、夏州观察支使，所谓“匡持侯府，正当重任”，“内则以妙散神丸，供应上命；外则以文才武略，开拓边封”②。 由此可见，积极吸收汉族地主阶级人才，使其为夏州拓跋政权效力，是拓跋部首领的一贯策略。唯其如此，夏州拓跋部势力才日渐壮大，从而最终完成建立西夏国的任务。 二、关于拓跋家族的婚姻问题 婚姻关系是夏州拓跋家族社会研究的重要内容，《故永定破丑夫人墓志》、《大晋故虢王李仁福妻渎氏墓志》、《大汉故沛国夫人里氏墓志》以及其他墓志有关婚姻方面的记载，弥补了史书缺佚，为研究唐五代拓跋家族婚姻关系提供了十分珍贵的材料。 早期党项“不婚同姓”[2]5291，因此和拓跋部一起内迁的野利、把利、破丑等大族”③，是其重要的通婚对象。除李仁宝妻永定破丑夫人外，墓志中还有多处与破丑氏通婚的记录。李彝谨曾祖李重建，“(曾)祖妣破丑氏，累赠梁国太夫人”[3]；李彝谨长子李光琇“娶破丑氏之女”[4]；李光睿“次婚破丑氏”[5]。破丑氏即史书上的雪山党项，“姓破丑氏，居于雪山之下”[2]5292，“居雪山者曰破丑氏”[6]6215。雪山为青海河曲的大积石山。贞观末年，吐蕃势力对外扩张，破丑氏和拓跋等部迁居陇右地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