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亚洲存在着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经济贸易体系这是学界的共识。滨下武志认为这个贸易体系是以朝贡贸易体系为基础的亚洲经济圈，是15、16世纪以来，随着对中国朝贡贸易及互市贸易等官营贸易及民间贸易的发展，形成的亚洲多边贸易网，是以中国海外印度为两个轴心，以东南亚为媒介的亚洲区域市场。①Janet Abu-Lughod指出古代世界体系中存在着八个贸易圈，13世纪及此前很长时期，阿拉伯海、印度洋和南中国海已形成三个有连锁关系的海上贸易圈。②那么，从西亚、印度洋沿岸、东南亚到中国和东北亚是否成其为一个有内在联系的完整的贸易体系？如果是，这个贸易体系是否直到15、16世纪才形成？Janet Abu-Lughod所说的三个贸易圈是否在经济上成为一个完整的市场体系？本文将通过对宋代南海贸易体系的形成的研究回答以上问题。 一、中国对外贸易重心转移 不论是陆上，还是海上，中国史籍有明确记载的对外贸易都是从汉武帝时代开始的。《汉书·西域传》称“西域以孝武时始通”，不仅西汉政府与西域的交往自张骞出使后才开始，内地与西域的贸易也自此才开始大规模地展开。张骞之后，长安与西域之间，“使者相望于道，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一岁中使者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反”。西域诸国也有不少使节跟随汉使出使汉朝，“外国使更来更去”。汉廷对西域国家“因使使赂赐，以镇抚之”，同时也“求奇物”，获取各国的宝货。③商业的贸易也同时兴盛起来。各国通过商业贸易获得汉朝的商品，昔日贵汉财物，苦不能通的大宛已经“饶汉物”，即“素有汉地财物，故不贪金马之币”。④在汉武帝经营西域以前，地中海、伊朗和印度间已经存在一个经济交流圈，汉朝与西域间商路的开通，将中国内地与这个经济交流圈联系了起来。从而也把汉朝和当时西方最强盛的罗马帝国联系起来。罗马需要的中国商品至少百分之九十是丝绸，此外还有毛皮、铁、肉桂和大黄。⑤ 《汉书·地理志》第一次明确记载了中国雷州半岛到东南亚和印度东海岸的航线。⑥在这一时期，罗马商人也通过海路到达汉朝的交趾，“后汉桓帝世，大秦、天竺皆由此道遣使贡献”。⑦但陆路仍旧是与中国的主要贸易渠道，海路始终未起决定性的作用。⑧汉朝与罗马的贸易主要通过中亚和西亚诸国商人中转，两者之间贸易的发展反映了汉朝丝路贸易的状况。 南北朝时期，西北丝路的交通和贸易继续发展。《三国志》卷三○《魏书》称：“魏兴，西域虽不能尽至，其大国龟兹、于阗、康居、乌孙、疏勒、月氏、鄯善、车师之属，无岁不奉朝贡，略如汉氏故事。”西域诸国与中原的交往仍然很频繁。而且此时，内地通往西域的道路进一步扩展，由汉代的南北两道发展为三道，即使在东晋十六国最纷乱的时期丝路贸易也未中断，不仅北方的政权与西域保持着经济文化交流，西域直达南方的商路也是畅通的。⑨而且远达罗马的中国丝绸有增无减：380年前后，罗马“服用丝绸，从前只限于贵族，现在已推广到各阶级，不分贵贱，甚至于最低层”。⑩南北朝时期，北方战乱渐少，丝路贸易再次繁荣。《洛阳伽蓝记》卷三形容道：“自葱岭已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款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因乐中国风土而定居于洛阳的万有余家，洛阳城中“天下难得之货咸悉在焉”。 隋唐朝统一以后，西北丝路进入鼎盛时期。《隋书》卷六七载裴矩《西域图记序》称当时“自敦煌至于西海，凡为三道，各有襟带”。隋炀帝时曾在张掖有接受西域二十七国首领的大朝会，并在洛阳市中有大宴外国商人和使节的龙须宴，与会者数千人。唐代从陆路来到长安的西域胡人数以万计。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一文已有叙述。纪宗安指出，由于西突厥兴起后积极介入丝绸贸易，控制了善于贸易的粟特人，并联合拜占庭打击波斯，与拜占庭展开直接贸易，贸易路线逐步北移到西突厥控制的中亚北部，将丝绸贸易推向了高峰。阿拉伯建立的大食帝国在8世纪初征服中亚，大力发展对外贸易，成为唐朝最重要的贸易对象。在西域地区，8世纪中叶，回鹘的绢马将丝路贸易再一次推向高潮。(11)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海上贸易也有了较大发展，显著的变化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贸易的港口从徐闻、合浦转移到经济条件更好的交州和广州，唐代形成交、广、泉、扬四大港并立的状况，贸易条件得到改善；二是出现了新的航线，至迟在东晋时期已经出现从东南亚经过海南岛以东直达广州的航线；三是通过海路来华的外国商人和使节更多了。但是，有两个基本的因素决定了两汉直至隋唐时期，西北丝路在中国对外贸易路线占据主导地位：一是中国经济重心在北方，政治重心处于关中洛阳地区，南方沿海地区的经济尚不发达，对外贸易的商品供给在北方，以奇珍异宝为主的进口品的消费市场也在北方，其中京城是最大的市场；二是当时与中国贸易的主要国家是西域、中亚和西亚诸国，这些国家的商人是中国与西方贸易的主要贸易力量，担负了中国与欧洲之间的中间商。 宋代已经完全实现了对外贸易重心由西北陆路向东南海路的转移。宋代西北的贸易较五代有很大发展，但与海上贸易相比已经居于绝对次要地位。西域诸国仍通过陆路与宋朝保持着贸易，“西若天竺、于阗、回鹘、大食、高昌、龟兹、拂林等国虽介辽夏之间，筐篚亦至”。(12)其中于阗和回鹘与宋朝的贸易最为频繁，特别是“熙宁以来远不逾一二岁，近则岁再至”。(13)不仅朝贡次数多，而且规模常常很大，如熙宁十年(1077年)于阗国贡使携带的贡品仅乳香就有31000余斤，市价44000余贯。元丰三年(1080年)于阗国进奉物品有乳香、杂物等10万余斤，数量之多，使熙州不敢解。(14)回纥、卢甘等西域诸国与于阗国一样，“赍蕃货，以中国交易为利，来称入贡”，“所赍物货上者有至十余万缗，下者亦不减五七万”，实际上是借朝贡之名与“民间私相交易”。(15)但陆路贸易相对海上贸易已经微不足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