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9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205(2012)04-145-09 《事林广记》一书在海内外存在不同的版本,并且内容不尽一致,已有一些研究成果专门述及这一问题①。该书由于保存着不少宋、金、元朝的鲜见史料,故而备受史家重视。其中,日本元禄十二年(1699年)刻本《事林广记》乙集记有二卷他书缺载的《燕京图志》(见图1)、《南京城图》(见图2)、《东京城图》(见图3)、《朝京驿程》②,也便成了本文考察的内容。
图1 《燕京图志》
图2 《南京城图》 迄今,笔者未发现对这二卷内容进行整体研究的论著,仅有部分论著涉及其中某一部分的内容。《燕京图志》被视为“目前所知时代最早的也是唯一的金中都图”③,在众多金中都的研究中屡被征引④。朱偰、阎文儒、徐苹芳等在关注《燕京图志》时,都将该图与记载了金中都的文献相比对,主要是和宋金交聘文献(楼钥《北行日录》、范成大《揽辔录》)比对,由于图、文惊人的吻合,徐苹芳便认为“陈元靓是根据乾道六年(金大定十年,1170年)出使金朝的楼钥和范成大的行记编绘的”《燕京图志》⑤。顺着这一思路来看,结论似乎是成立的。然而,当再将该图与另一存世的交聘文献(程卓《使金录》)比对时,发现两者也是吻合的。因此,该图究竟是如何成图的?仍需进一步的论证。而与之并存的《东京城图》、《南京城图》、《朝京驿程》学界则关注不多,从内容上看,笔者认为它们均属于宋金交聘图文的范畴,应当一并进行考察。通过研究,本文得出了这二卷内容的撰者为南宋出使金朝的使节,但卷一和卷二并非同一人所撰,大致撰成时间也明晰了。 这二卷图文反映了宋金时期的内容,却被元人改编成了《帝都图志》、《朝京驿程》,加之后面的二卷《江北郡县》、《江南郡县》,俨然成了元代地理的一种概述。观察图文中“不应有”的内容,可以发现元人在其中的实用性改造。而清末著名的元史学者李文田便把这四卷内容当成了《元舆地略》,抄录了下来。可见二卷图文在传递中被改造了,在某种意义上也掩盖了它交聘的面目。与之相关的,《燕京图志》、《东京城图》(见图3)、《朝京驿程》等并不是原有的名称,而是被重新命名的,并不准确⑥。
图3 《东京城图》 其中卷一的四幅地图何以出现?由谁绘制?它在关注什么?它又收录了哪些文字所难以表达的信息?在透过文献来一一寻找答案时,笔者发现该地图出现了“断裂”,已经难以还原它所处的历史时空。值得庆幸的是,这种断裂也为我们认识某些历史事实提供了可能。从思想史的角度去观察地图,并非是新话题了。地图的空间布局、建筑结构、比例大小、路线等,都反映了撰图者的思想,尤其是将地图置身于宋金对峙的角力场中,它的现实意义就不会局限在如元人所述的“览者,可以知古今之制不同也”⑦。 一 图文的交聘性质和内容 在《朝京驿程》中,撰者提及了“今得《帝都图志》并《朝京驿程》”,表明卷一的图志和卷二的驿程是捆绑出现的。它们被置于此处,并非没有关联。首先,有必要理清这二卷图文的内容。 从卷一的四幅地图中,笔者发现了用双线标示的路线。这从两点可以看出:一是进出城门。二是与河流相交,相交处有桥梁,且桥走向与路线走向一致。路线作为地图的内容,彰显出这些地图的目的性,也成为解读地图的重要环节。 在依照顺序认识这二卷内容时,不得不对顺序上的问题加以说明,如四幅地图位置错乱了。图后附有“金人所改东京、南京宫殿、楼观有所损益,今将城壁图制刻于《燕京图志》之后”,即《东京城图》、《南京城图》(见图2)的位置应在《燕京图志》后,事实上出现了不对应之处,即第一幅地图《南京城图》被置前了,而《燕京图志》被放在了第二、三位。或许出于雕版印刷的缘故,《燕京图志》又被拆分成了二幅地图⑧。因为它是一体的,这种拆分也容易产生认识上的误读。 《燕京图志》标有“会通馆”、“南使客位”、“此楼驿使副位次”。会通馆,宋人出使文献《北行日录》、《揽辔录》、《北辕录》、《使金录》均作“会同馆”,可知该图此处当误。会同馆为金朝设置接待南宋使臣的馆驿,专为交聘之用。图中对宋使和金朝驿使的位次也作了记录,弥补了文献记载的不足。图中宣明门西之“幕次”,也为南宋使节的待班幕次⑨。路线从丰宜门、夺玉桥、宣阳门,然后到会同馆,再从左掖门进入宫城。从路线中经由会同馆、幕次等线索基本可以断定该地图是交聘地图。 只有如此,我们才可以理解撰者详细地标出交聘路线经由的上、中部的宫城门名,而不标下部的门名。当然经由的会通门、承明门仅系偏门⑩,并非如图中标示的正门,由于南宋聘使行用该路线,而被重点标示,以至于取代了正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