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如南宋名臣虞允文所言：“擢用将帅，非人臣所当专。”①皇帝作为赵宋王朝的最高统治者，内外大权都集中于其一身，在帝制时代这是毋庸置疑的常识。军队将帅，本乃“国之司命，社稷之存亡系焉，人主所当注意而不可忽者也”。②三衙管军的选任，更关乎至关重要的京城兵权。其最高的决策权，当然也掌握在皇帝的手中。对此，宋仁宗时任翰林学士的胡宿，就曾对宋仁宗言及： 臣窃以殿前、马、步军等帅臣，统陛下爪牙之兵，为陛下心腹之佐，宿卫宫省、拱扈宸极。凡所进任，固先出于圣意，然后参访大臣，公议既同，方可除授……不宜轻用论荐，以收私恩，或任非其才，则开隙生事。国之利器，所宜慎重。③ 宋哲宗元祐五年(1090)十一月，侍御史孙升在上奏中所言更为精到，他说：“臣窃以管军之臣，乃人主爪牙，所以自卫，虽推择之议，当参详于执政，然除授之恩，必使归之人主。”④宋宁宗时，宗正少卿柴中行也上奏道：“执政、侍从、台谏、给舍之选，与三衙、京尹之除，皆朝廷大纲所在，故其人必出人主之亲擢，则权不下移。”⑤ 宋代三衙之用将，三衙管军的选任，三省、枢密院的进拟，给舍的缴驳，台谏的论列，文武高官的荐举等等，归根到底都还只是建议权，最终还必须经由皇帝本人加以决断。皇帝最高决策权的具体行使，主要有在三省、枢密院进呈时对其“进拟”人选发表可否意见，以及内降“中旨”、“内批”、“御笔”直接任命等两种不同的方式。正是因为三衙用将的最高决策权属于皇帝，皇帝周围以宦官为代表的佞幸群体，往往也能够发挥相当大的影响力。 宋太祖作为后周驰骋沙场的禁军名将，殿前司的资深统帅，赵宋王朝的开国之君，是不折不扣的军事老手。三衙管军等禁军高级将校的任免，皆出自其乾纲独断，实属理所当然。正所谓“方今中外兵百万，提强黜弱，日决自上前，出无敢悖者”。⑥也就是他的心腹谋主赵普，能够发挥一定的参谋作用。建隆二年(961)，张琼被破格提升为殿前都虞候，就完全是出自于宋太祖的个人意志：“上谓殿前卫士如虎狼者不下万人，非张琼不能统制，乃自内外马步军都头、寿州刺史擢殿前都虞候、领嘉州防御使。”⑦又如，殿前都虞候杨信，根本没有任何像模像样的战功，后来还得了重病，成了哑巴，指挥军队时只能用一奴仆代他传令，但就因为杨氏出自宋太祖个人的亲兵卫士，宋太祖认为其“忠直无他”，遂始终委任有加，一直位至殿前都指挥使。在杨信之后出任殿前都虞候的李重勋，在军中更加默默无闻，他能够接任如此要职的唯一理由，就是“与太祖同事周祖，谨厚无矫饰”，乃宋太祖的早年军中密友，宋太祖“甚重之，故擢委兵柄，始终无易”。⑧ 正如韩非子所说：“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宋太宗、宋真宗父子，都是因人成事的公子哥儿，显然都不是军事上的行家里手。然其父子二人，却偏偏自视甚高。宋太宗自诩“弓马娴熟”，更精通兵法。至道元年(995)正月，宋太宗就借山西前线战事的胜利，对左右侍臣表示自己精研兵法，他说： 用兵之法，古贤所著兵书已备，无以越其规矩焉，在人探讨耳。朕粗留心，至若汉高祖以必战而灭楚，晋谢安以孤军而败秦，此用兵之妙也。夫文武之略，天不赐全。倘使张良有韩信之武勇，韩信有张良之沉谋，则高祖焉能驾驭之乎？朕每出兵攻伐，意颇精密，将兵之人，丁宁谕之。不听者，多至败事。⑨ 左右侍臣们则顺水推舟，大肆吹捧道：“陛下料敌制胜，天之所授，固非臣下所测度也。将帅倘能上遵成筭，则何往而不克矣。”至道二年，宋太宗又借王超伐夏取得小胜的机会，对侍卫亲军马步军都虞候傅潜等三衙管军大将们表示： 此行合战与还师之期，悉如所料，但诸将不能尽依方略，致此贼越逸。 布阵乃兵家大法，非常情所究，小人有轻议者，甚非所宜。朕自为阵图与王超，令勿妄示人。超回日，汝可取图观之。⑩ 其实，战场瞬息万变，《孙子兵法》以及历代高明的兵家讲究得都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宋太宗“悉如所料”、“诸将不能尽依方略”云云，纯属“功为己，过为人”自欺欺人的外行话。他本人亲自指挥的高梁河之战和雍熙北伐，宋军无一例外地一败涂地，涿州溃败，名将杨业的战死，他都负有不可推卸的指挥责任。反倒是前线众将抵制其瞎指挥的满城会战，宋军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战果。宋太宗军事才能究竟如何，由此一望可知。 问题是，皇帝既然如此自我迷信，以英明神武自居，文武大臣又阿谀奉承，三衙管军将帅的选拔，当然就是皇帝一人高下在手，臣下置喙的空间就很小了。更何况，宋太宗即位背负着“烛影斧声”得位不正嫌疑的沉重包袱，对三衙的人事安排，他本来就有着最高的政治敏感度。 事实就是如此。宋太宗即位伊始，他就“属意戎事，每朝罢，即于便殿或后苑亲阅禁卒，取壮健者隶亲军，罢软老弱，悉分配外州，自是藩卫之士益以精强”。(11)雍熙元年(984)二月，宋太宗又御崇政殿“亲阅诸军将校，自都指挥使已下至百夫长，皆按名籍参考劳绩而升黜之，凡逾月而毕。自是，率循其制”。(12)宋太宗还对近臣说道：“朕选擢将校，先取其循谨能御下者，武勇次之。若不自谨饬，则士卒不畏服，虽有一夫之勇，亦何用耶？”(13)淳化二年(991)，当盐铁使李惟清向宋太宗建言“望国家精择将帅，以有威名者护塞”，其实是对宋太宗的选将之道提出委婉批评的时候，宋太宗仍然故作高深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