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3X(2012)06－0013－04 一 文艺理论研究文艺的性质、特征和基本规律。它以文艺实践为基础，对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起指导作用。纵观已经完成的越地文学艺术研究，主要存在以下特点：一是对越地文艺实践研究比较多，而对越地文艺理论研究较少。例如，《中华文化格局中的越文化》《越地文学艺术论》《越中名士文化论》《越中人文精神研究》等都从宏观上对越地文学艺术进行了研究，但越地汉至魏晋时期的文艺理论如王充《论衡》中的“文气”说、嵇康《声无哀乐论》和《琴赋》(《嵇康集》第2卷至第10卷为文论卷)等著作中的音乐理论、阮籍《乐论》中的“自然本体”论，阮籍《达庄论》《大人先生传》《清思赋》和《咏怀诗》82首中的道家美学思想，明清时期影响公安派文论的形成的王畿“现成良知”说和徐渭的“真我说”、祁彪佳的《曲品》和《剧品》等体现的戏剧本体理论、王骥德的戏剧创作理论、章学诚的“文德论”以及王守仁、刘宗周等的文学思想，等等，鲜有问津或很少进行具体研究。二是对越地作家作品研究多，而对其理论与批评著述研究较少。古代作家评传如《陆游评传》《张岱评传》等，现代知名作家评传系列如《柯灵评传》《许钦文评传》等主要基于作家人生经历、创作成果等，对作家的文艺理论著作、序跋书评和直接的文学批评中体现出来的文艺理论观点较少论述。三是对著名人物的文艺理论研究多，而对名气稍逊的人物的文艺理论研究较少。例如，对周氏兄弟的文学思想研究尤其多，对其“人的文学”“儿童文学”“平民文学”等观点的研究较为深入。仅以近30年对鲁迅的文艺思想所进行的研究为例，至少在三个方面取得不少成果：从历史观念出发确定了鲁迅文艺思想的形成过程及其在文艺理论史上的贡献与地位；通过人物比较显示了鲁迅文艺思想的个人特色；通过对鲁迅文艺思想本体内容的挖掘，说明鲁迅是一个有深厚理论基础的批评家。但是，对现代其他作家如刘大白的新诗理论、夏丏尊的文学教育思想、范文澜的《文心雕龙注》和《文心雕龙讲疏》等所涉甚少。因为曾经与鲁迅交恶，徐懋庸的文艺理论研究更是少有人提及。事实上，徐懋庸1930年代陆续写成并合集出版的《街头文谈》《文艺思潮小史》《怎样从事文艺修养》等著述集中地反映了他对文艺理论问题的基本看法，体现了他的现实主义文学观、唯物论的文艺思潮观，初步形成了个人特色的文艺理论的基本体系。其他如蔡元培、夏丏尊、范寿康、范文澜、胡愈之等，其文艺理论方面的成就在研究者那里往往被研究对象的如美学家、教育家、政治家、历史学家、新闻学家等身份所遮蔽。当然，更谈不上对越地现代文艺理论的系统研究。 因此，对越地现代文艺理论进行系统研究很有意义，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随着越文化研究的深入，系统地挖掘整理越地的文艺理论代表人物、主要著述乃至整体描述越地文艺理论的发展历程是一种历史必然，这是一项必须花上数年的大工程。而从越地现代文艺理论入手可以为完成这个大工程打下一个扎实基础。 二是越地现代文艺理论既基于越地文学实践的历史发展，又上承魏晋时期的文的自觉、明清时期性灵派文论，同时深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如鲁迅对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的翻译、周作人对古希腊文明的推崇、夏丏尊所受《爱的教育》的影响、朱自清用现代解诗学和文学批评对古代诗文评的改造，范寿康对日本《美学概论》教材的直接翻译与借鉴，等等。正是在这一复杂过程中逐步建立了今日所谓的文艺理论学科体系，其中有许多经验与规律可以总结探寻。故而，研究越地现代文艺理论有可能为中西文论交流、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提供一个生动的实例。 对越地现代文艺理论进行研究的基本思路是：先从历时与共时双向坐标入手，找准越地现代文艺理论的历史渊源与时代因素，对越地现代文艺理论有一个整体轮廓的描述；接着挖掘整理越地现代有代表性的文艺理论著述和人物，对其著述形式、主要观点、产生和形成的原因进行具体阐述，展现越地现代文艺理论的生动个案与发展历史；最后总结越地现代文艺理论的地域风格与精神个性以及在中国现代文艺理论发展史上的地位与影响。 二 对越地现代文艺理论进行研究应完成以下主要内容。 一是梳理越地现代文艺理论的历史渊源。蔡元培1917年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后采取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中，包括在课程设置中将文学的课程分为通科和专科。通科的课程中新设了文学概论，设想讲授的是《文心雕龙》《文史通义》之类的内容。我们从中可以看出《文心雕龙》的影响，其所谈到的关于文体、创作、批评鉴赏的思考，都是后来的《文学概论》课程涉及的重要问题。由此可见，五四学者也确实意识到了传统文艺理论的价值所在。纵观越地其他文艺理论家对古代文艺理论的继承也是明显的。范文澜的《文心雕龙》注疏，周作人对明清小品文审美精神品格的继承与发扬等可以实证这一问题。 二是探寻越地现代文艺理论的时代因素。1912年(农历壬子)，蔡元培担任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于同年7月至8月召开全国临时教育会议，9月向全国颁布《学校系统令》；次年，陆续颁布各级各类学校令。这些条例与《学校系统令》合称“壬子·癸丑学制”。该学制接纳了近代西方的分科观念与分类方法，形成了相对完整的学校教育系统。“壬子·癸丑学制”将“文学概论”科目与哲学、美学、修辞学等临近科目相提并论，“文学概论”科目第一次明确出现在大学文学科的课程设置中。这使得文艺理论在现代知识谱系中的位置得到认可，学科身份借助教育制度公开亮相，从此真正开始了中国现代文艺理论话语的转换。随即，文艺理论教材、专著和译著大量出版，出现了一个新的学术景观。例如，鲁迅翻译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并将之作为大学教材、夏丏尊撰述《文艺论》、章锡琛两译本间久雄的《文学概论》、范寿康根据日本美学家阿部次郎的《美学》和伊势专一郎的《艺术之本质》两本著作编著《美学概论》、胡愈之对写实主义的译介等，还有顾仲彝编《文学概论》、邵伯棠编《中国文学指南》，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东方杂志》等出版社和媒体译述西方理论，蔚为大观。学制的保障、课程的设置和著述的出版，成为中国现代文艺理论运行的基本模式，为文艺理论由古代到现代的转换，提供了新的生产、传播和评价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