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刊主持人语]汉藏语系是我国境内最大的语系，我国境内汉藏语系诸语言构成了我国语言的主体。从大的视野来审视汉藏语可以对我国的语言国情有更全面而深入的理解和把握。 我国历史比较法是在印欧语的基础上产生的，用来研究印欧语是成功的，说印欧语的学者常以此自豪。19世纪以来，以汉藏语大师李方桂为代表的中国学者们（还有一些热心的国外学者）在汉藏语研究上做出了巨大成绩，同样值得自豪和骄傲。但是，由于汉藏语研究起步晚，缺少反映语言历史的文献，加上语言相互交融的情况复杂，历史比较法运用到汉藏语系属研究中遇到了种种困难，使得对汉藏语的认识至今还只停留在假设上，落后于印欧语的研究。面对两相比较的事实，我国的汉藏语研究任重道远，需要加倍努力，中国学者应在汉藏语研究上做出自己的特殊贡献。 一、方言的叠置与渗透，竞争与整合 我国的历史长，领土广，民族多，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经济落后，灾害、战乱频繁，由此造成了北人南迁、东人西徙的移民运动。历来的移民规模有大小，路途有远近，结局也有不同。这就是造成汉语方言分化与变迁的最主要的原因。 语言的演变必有纵向的传承，也有横向的接触，传承之中有变异，接触之后有渗透。现存的方言大多是多次移民带来的，也是多种来源掺和的。多次移民可能造成不同时代通语和方言的语言现象的叠置；不同来源的接触包括来自不同地区的方言和民族语的相互渗透。汉语方言所以纷繁复杂，这是两个重要的驱动因素。凡是历史长、来源多的，方言内部的歧异就更多。 当然，不论是先后传入的或是周边相邻的，不同的语言成分和语言结构模式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竞争，强弱悬殊可能以弱就强而渐趋一致，实力相当的也可能差异并存。西南官话主要是明初江淮地区和清代之后湖广地区移民带去的，在地广人稀的崇山峻岭之中竟然内部大同小异，而珠江三角洲人口密集的粤语区却呈现着较大方言差异，这都是极端的典型。 与竞争并存的是整合。语言是不可须臾停止使用的交际工具，在上海外滩上漫步和黄山上穿行的人群可以各说各话，既不竞争也无从整合；生活在一个村镇的人就不能如此，近代以来城乡沟通多了，商品经济是促进方言整合的重要力量，许多方言区都是围绕着大大小小的城市分布和划界的，这就是明证。竞争的结果可以是划界而治，彼此相安，也可以达成妥协，合伙经营，整合是在竞争之后进行的。同样是珠江三角洲，多数地方粤客的界线是清晰的，但是惠州话是粤是客，至今还有争议。可见，不论是分界明朗的或是掺和、融合的，整合方式各不相同。 竞争是宏观的较量，整合是微观的调整。竞争是方言的基本框架的选择，整合则是具体的音值、音类、词汇和句型的取舍。决定竞争结果的因素主要是方言的强弱势和使用人口的多少；整合力度的大小则由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多方面因素所决定。商品经济是否发达，行政管理是否稳定，文化教育是否繁荣，包括地方戏曲和曲艺、方言辞书和读物等等，都对方言的整合力有影响。竞争早已结束，整合力强的方言大多是向心型方言，在大区小片都有不同程度的权威方言，这样的方言就会有比较明确的大区和小区的疆界。这是方言分化和整化的常态。汉语方言中划分出来的大区和分片，凡是学者们分歧意见不多、民间语感都能认同的，都属于这种情况。 二、混合型是方言演变中的另类 如果说，纵向传承中的叠置和横向接触中的渗透是方言演变发展中的共性本质的话，在竞争和整合上则常常表现出个性的特征。叠置和渗透是普遍存在的，而竞争和整合的强弱作用和结果则有各种不同的状态。 就一般的常态说，成区成片的方言都有鲜明的语言特征，有比较规整的结构系统，有大体上的规范标准（多数本地人的共识：能这么说，不能那么说），区内、片内比较容易通话，民间也大体有“属于什么话”的称述。在国内，早有官话、下江官话、四川官话、江浙话、湖南话、客家话（麻介话、
话）、广东话等称呼；在东南亚华人中则早有福建话（闽南）、广东话、潮州话、福州话、兴化话、海南话等说法，都是这类区、片方言的习惯称谓。 另一类型的方言在民间往往只能称为土话、平话、白话、乡谈、乡话、村话、土拐话，或者直接按所在地名冠名，称为××话。这样的方言好多都属于混合型方言。 这里说的混合型方言大体相当于西方说的Mixed Language，和仅仅模仿某些外国语的词汇和句型的“皮钦语、洋泾浜”截然不同。有人把后者也译成混合语是不妥的。 混合型方言在纵向发展的叠置上往往是多层次、多来源杂糅，未经明确规整的，在横向共处中往往是深度接触，多语言、多方言兼收并蓄，在竞争中势力难分高下，在整合中也还没有形成明显的章法。其音类与古今通语语音对应都很繁复和驳杂，例外很多；其词汇往往多义衍生或同义并用，一字多音或一音多义。在语言使用上通常是采用双语制或多语制，在通语普及地区，往往还有地区通用语和周边强势方言并用；往往只有口语形式，而未形成书面语朗读并缺乏艺术加工的形式（曲艺、地方戏等）；有的甚至是土语音和借用其他方言的读音各成系统，文白并存（如海南岛的儋州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