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社会学、政治学、管理学、经济学和传播学等领域不约而同地向美国“进步主义运动”(progressive movement)展开了一次集体回溯。事实上，早在20世纪90年代有关“拉美陷阱”、“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讨论中，“进步主义运动”就已经成为参照性的历史镜像。这场发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改革运动，被认为在解释和解决社会危机方面提供了重要线索：如何走出财富集中、经济垄断、政治腐败、贫富分化、阶层板结和环境破坏的困境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如何应对尖锐的社会矛盾和风起云涌的大众反抗运动?如何挽救传统信仰并创造新时代的道德和价值体系? 本文从公共传播视角考察进步主义运动，所关心的基本问题是：在转型和动荡中，对话和共识何以成为可能?这个问题可以进一步分解为：人们如何提出并确认社会发展的问题与目标?进步主义者及其“敌人”如何对话?在对话中，思想的解放如何转化为行动的洪流?对话如何在关键的历史细节上发挥作用?达成社会共识的思想基础和价值前提是什么? 一、“不满者相遇”与信息共同体 据统计，19世纪90年代的美国，占总人口1％的富有家族掌握了全国51％的财富，而占44％的贫困人群只拥有1.2％的财富。[1](P2)经济爆炸式增长的背后是惊人的垄断、腐败和贫富分化。财富欲望驱动了机器，也造成了此起彼伏的生产事故、食品安全事件和遍及全国的劳资流血冲突。同时，工业化和城市化迅猛改变、颠覆了传统生活图景和生命价值，人们随时面临意想不到的选择和变数，身体和精神都处于离乡状态。“(这一切)给民众带来了混乱无措的社会困境和经济难题……人们变成了经济的奴隶”[2](P14)。正如一百年后很多欠发达国家人们感同身受的那样，发展和美好不是一回事。 改革势在必行，而在此之前，社会各方需要尽可能清晰地确认和表述“我们时代的问题”。追逐和纠缠假问题、表面问题、片面问题，只能贻误时机、加剧危机。起初，洛克菲勒、福特、摩根等财团认为提高福利、改善民生就可以消除罢工，然而他们惊讶地发现，工人在获得8小时工作制和高薪后仍抱有更高期待，工会组织变得更加好斗。除了金钱，工人还要求摆脱“时刻被监督、检查、训导到崩溃”的人格境况。农民、黑人、妇女、移民、小企业主、新兴中产阶级等多重身份的社会群体也都加入反抗运动，他们希望能够稳定地养家糊口，自主地学习、上教堂、交朋友，获得宪法所承诺的平等、自由和公正。比如移民，他们在努力安顿家业的同时，吁请政府和富人改善第二代的教育条件，以确保有指望的阶层流动。 “我们时代的问题”在国家层面就是现代化，即实现物质和精神的对等繁荣，在奔向富足的同时“重建遭到工业文明摧毁和破坏的社会价值体系，从而推动资本主义顺利发展”[3](P3)；在个体层面就是要活命，也要自由，还要为承认而斗争。“他们试图获得经济保障，即在物质享受方面达到一个合理的水准；他们要求个人自主权，即做出人生选择、开创事业、建立家庭和维持社群的能力，不受来自他人的不适当干涉；他们还追求社会地位，即来自同侪或整个社会的尊重和承认。”[4](P6) 在1900年前后，财富和人性的整体拓展成为美国社会的公共议程，作为一个被共同确认和体验的“真问题”，它为各方参与和推进改革提供了底线共识和基本行动纲领。值得深究的是，在剧烈变革年代，一个社会怎样避开假问题、表面问题和片面问题从而辨别和分享“真问题”?怎样克服改革之初的偶然、自私、仇恨和混乱?美国的情况大抵如下： 第一，不满者与不满者相遇。当时，美国报刊业获得充分发展，一个前所未有的透明时代已经到来，全国范围内扩散和评论改革议题成为可能；高等教育培养了大批知识精英，一些学者、律师、教士、白领、小企业主、公共机构负责人在社会运动和新闻报道中成为拥有全国声望的名人，他们能够清晰、深入地分析社会问题，在众声喧哗中有效影响公众的认知和态度；“联合会”、“工会”、“服务社”、“同盟”等社会组织广泛建立，它们发起的农民抗议运动、工人罢工、城市贫民窟的社会报复行动此起彼伏并且相互策应。总之，“不满者遇到了不满者”[5](P16)，千差万别的利益和欲望强势汇聚，社会认同危机由表及里点爆。 部分不满者遭遇了暴力镇压，有人甚至被以“践踏草坪”、“妨碍邮递”的罪名逮捕，更有人不幸死于工厂主、州警察和联邦军队的枪下。然而开枪者很快就意识到，社会系统毕竟要正常运转下去，改革和进步才能化解对抗，站在对立面的民众不是问题，而恰是问题的解决者。在某一次罢工冲突后，洛克菲勒接受公共关系顾问的建议，放弃“从后门进入市政厅”，不再躲避工人领袖、新闻记者和示威者，而是与他们直接对话，一起寻找解决方案。“先生们，走后门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洛克菲勒先生将和其他人走同样的门进去，必须的。”[6](P125-126)不满者也在斗争中发现，流血换回的往往只是暂时和局部的胜利，人们期待有作为的政府和负责任的企业推动社会系统的整体改善。 第二，公共讨论与地位赋予。当不满者相遇的时候，美国选择了公共讨论而非全面对抗来应对社会危机。对于一个进取的社会而言，不满者相遇未必带来想象中的风险，反而可能为改革提供破冰、融冰的历史性机遇。公共讨论的首要价值是让人们以参与者、解决者和社会主体的身份面对问题和危机，而不是成为不屑一顾的旁观者、不顾一切的反抗者。这是一个地位赋予的过程，人们以主体身份认同卷入改革，其直接效果是在改革议题上集纳各方意见、勇气和智慧，即使找不到最优方案，亦可排解不满和仇恨。而从社会历史效果看，美国正是通过广泛、深入的公共讨论把公众训练为公民，在转型和危机中涵化理性、建设性的公民精神，消解“乌合之众”的自私、偏见和盲动。因此，公共讨论本身即是美国进步主义运动的珍贵遗产，它促进“国”与“民”的同步现代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