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突发事件的爆发、舆论危机的出现以及如何进行舆论引导，我们需要从三个层面来解读：宏观层面的系统论解读，中观层面的危机传播解读，微观层面的舆论引导策略解读。同时，只有三个层面层层叠加，相互观照，最终形成合力才能为突发事件的舆论引导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引。本文试图将三者融会贯通，最终形成应对突发事件舆论引导的传播系统构建。 一、突发事件舆论引导的现实观照 1.信息传播环境的变化加大突发事件舆论引导的难度 与突发事件舆论引导重要性相对应的是发生变化了的信息传播环境。多元化的媒体格局，党媒与都市媒体并存、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并存、大众媒体与自媒体并存。需要我们面对的是，对于突发事件的舆论场而言，网络和手机等新媒体已经成为舆论的集合地。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12年7月19日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2012年6月底，中国网民规模达到5.38亿，是15年前的867倍，仅次于巴西、美国位列世界第三；中国手机网民规模达到3.88亿，手机首次超越台式电脑成为第一上网终端。①网络及手机媒体的快速传播、匿名传播、扩散性传播的特性使得舆论出现井喷式效应，同时在危机传播中，传播渠道的开放性使得传播信息的双方极易出现信息不对称、编码解码不一致，传授的意义出现偏差。在突发事件引起的危机中，尤其是在网络和新媒体上，人们对大声疾呼视而不见，对沉默无语百般拷问，将义正词严视为托词辩解，将好言相劝视为欺骗诱导。②与此同时，陈旧的执政理念、政府对传媒的认识、媒体本身的舆论引导能力、公众民主表达的主观愿望及狂热的网络噪音都将影响舆论引导的效果。 2.当前突发事件舆论引导存在的问题急需解决 近年来，经过诸如“汶川地震”、新疆“7·5事件”、“成都公交燃烧事件”、“7·23温州动车事故”等诸多突发事件的考验，我国在应对突发事件舆论引导方面有了巨大的进步，但还是有以下问题亟待解决： 第一，“三强三弱”：日常舆论引导能力较强，突发事件的舆论引导能力相对较弱；对自然灾害、事故灾害的引导能力较强，对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的舆论引导能力相对偏弱；对传统媒体的引导能力较强，对新媒体的引导能力相对较弱。 第二，“叠加效应”：“事件处置不当”和“舆论引导不当”形成叠加效应。在一些突发事件中，当地政府和相关责任人由于各种原因，对突发事件处置不当，造成事件的负面影响扩大。而在事件发生后，舆论引导又出了问题，某些地方政府为了政绩或者是其他需要，瞒报、漏报、谎报事件，造成公众与政府的对立和误解。两者同时发生时，往往会产生严重的叠加效应，产生负面影响。 第三，“协调机制缺失”：突发事件发生后，部门和部门之间如何协调，没有规章制度予以明确。近些年来，我国发生重大突发事件后，往往是中央政府临时让各个政府机构协调处理，一切按照中央政府的安排。这种做法或许可以解决某一次突发事件，但是不规范、欠科学，于是，应对突发事件就很难收成效。 第四，“问责机制欠缺”：突发事件发生后，相关负责人没有及时上报，应该问责；舆论引导失败，也要进行问责；媒体报道后，没有积极应对，不积极配合，不有效地进行善后处理，也要问责；媒体没有按照党的方针政策和新闻传播规律办事，出现了差错和问题也要问责。问责机制的建立，对于舆论引导失败无人负责的现状将大有助益。而现在，却恰恰缺少这一重要环节。 3.突发事件舆论引导的理论研究不足 对于突发事件舆论引导研究，尽管有了诸多成果，但从整体上看，仍然有一些问题需要我们注意。 (1)缺乏系统论的视角。突发事件的舆论引导需要贯穿于突发事件发生的监测、预警、应对、问责和评价的各个过程，并最终构建舆论引导系统。 (2)缺乏分类研究的视角。这类研究往往将突发事件作为一个整体看待，对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问题四种不同类型的突发事件很少进行分类研究，从而影响实际效果。 (3)缺乏辩证转化的视角。不同类型的突发事件，在一定条件下，存在向其它类型转化的可能，使危机演变更为复杂。同时，在危机演化的不同阶段，舆论会呈现出不同的态势，需要用辩证的思维方式研究突发事件及其舆论引导策略。 (4)缺乏对程序理论的应用。如何让政府和媒体在突发事件中按照相关程序进行舆论引导，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跨学科课题。 (5)缺乏传播学尤其危机传播理论探讨。突发事件和危机密不可分，既可能是危机的后果，也可能是危机的原因。而危机中舆论的形成和传播，尤其是引导过程中的信息传播，前人研究更多偏重于策略和技能，所以对于突发事件的舆论如何进行危机传播解读是本文试图做到的。 二、突发事件中舆论引导的组成元素 突发事件中舆论引导的相关元素有很多，本文主要研究以下几个重要元素： 1.舆论引导的主体 舆论引导的主体包括政府部门、企业组织、非政府组织、媒体、个人。在这五类引导主体中，政府部门作为一个公共权力机构，有义务协调社会各个组织的关系，维护经济的平稳发展，促进社会文化建设。当突发事件发生时，政府部门有义务处理好突发事件，有义务把突发事件造成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有义务对因突发事件产生的舆论进行引导，并使舆论有利于突发事件的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