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他的价值观，以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为基础，以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为灵魂，以讲政治讲党性为特点，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核心，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完美统一。可以说是观点系统完整，内容丰富实际，富有时代特征的中国式的共产主义价值观体系。周恩来的崇高精神，光照世代；他的高风亮节，彪炳千秋。大力弘扬周恩来的共产主义精神，对于全面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周恩来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外交家、军事家，是党和国家卓越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是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的好总理，也是世界人民崇敬的当代伟人。周恩来的共产主义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完美统一，内容丰富，感人肺腑。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大力弘扬周恩来的共产主义精神，对于教育我们的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推动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1.马克思主义信念的确立 周恩来的青少年时期，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人民正在觉醒，国内外各种思潮广泛交流，反帝反封建的斗争风起云涌，中国共产党光荣诞生。周恩来怀着“救国不忘求学，求学不忘救国”的志向，活跃在这个黑暗而又动荡的社会里，面向现实，面向世界，积极探索真理，从各种社会思潮的考察比较中，由一个追求进步的青年，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 中华民族一向以“文明古国”、“礼仪之邦”著称于世。童年时代的周恩来就接受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熏陶。他四岁就在嗣母的教育下开始认字，背诵唐诗。五岁进家塾读书，先后读了《三字经》、《千字文》、《神童诗》以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诗经》中的一些篇章。八岁开始读《西游记》、《水浒》等古典小说。他还常听嗣母讲历史和神话故事，“辄绕膝下去，终日听之不倦。” 少年时代的周恩来，怀着“为了中华崛起”而读书的心志，开始接受近代新思想的启蒙教育。在进步老师的影响下，他阅读了陈天华的《警世钟》和《猛回头》、章炳麟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邹容的《革命军》等，并经常阅读具有爱国民主思想的报刊和书籍。他还阅读了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法意》、赫胥黎的《天演论》等名著。他深感“泰东西的文化比我们的文化可以说新的太多”，表示要以“发明新理别辟思潮为务”，认为只有“人人心中存着这新字，中国才有望呢！” 1918年，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传到日本，周恩来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他在日记中写道：“二十年华识真理，于今虽晚尚非迟。”在归国途中，他在京都停留时写下了这样的诗句：“人间的万象真理，愈求愈模糊——模糊中偶然见到一点光明，真愈觉姣妍。”表达了他在各种学说的比较中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喜悦心情。回国以后，周恩来热情投身学生运动，成为五四运动时期天津学生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1920年1月29日，以周恩来为总指挥的四名请愿代表遭警方拘捕。 他们在狱中进行了顽强的斗争，连日讨论“社会的根本改造”问题，并举行演讲会。周恩来连续讲了马克思学说中关于历史上经济组织的变迁和马克思传记、唯物史观总论和阶级斗争史、马克思学说经济论中的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学说等内容。后来，周恩来曾经谈到：“思想是颤动于狱中”的，一种革命意识的萌芽“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1] 1920年11月，周恩来赴法国勤工俭学，次年又到英国考察。在此期间，他先后阅读了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法兰西内战》、《国家与革命》等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对当时流行的各种思潮、主义进行分析比较，认识到：无政府主义“容易流为空谈”；法国的工团主义“不免等于梦呓”；英国的基尔特主义“近已见衰”。而社会主义已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最终确定了共产主义的信仰。1922年3月， 周恩来在致国内觉悟社成员谌小岑、李毅韬的信中说“我从前所谓‘谈主义，我便心跳’，那是我方到欧洲后对于一切主义开始推求比较时的心理，而现在我已得有坚决的信心了。”“到去年秋后才定妥了我的目标。”“我们当信共产主义的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而实行的手段则当因时制宜！”[2] 周恩来后来多次谈到个人的经历和思想转变的过程，他说：自己“从事革命事业，正如中国一般知识分子一样，经过从封建家庭到受西方学校教育，然后变成社会主义者这样一个漫长的过程。”[3] 在周恩来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确立的过程中，人们可以得到很多有益的启示，这就是他既有追求真理的强烈愿望，又有深思熟虑的理性思考；既重视对新学说的学习研究，又注重投身于爱国革命的实践活动；既注意识别中西传统文化中的弱点，又能对中西传统文化采取历史主义的态度。周恩来对中西文化都有深厚的造诣。他在青少年时代，就对中西文化做比较研究，在早年发表的《老子主退让，赫胥黎主竞争，二说孰是，试言之》和《诚能动物论》等学术论文中，对老子和赫胥黎的思想，对儒、佛、耶的思想，作了有见地的比较分析。周恩来作为江浙人，对古越文化具有特别浓厚的兴趣。他多次赞扬大禹的丰功伟绩，写下了“险夷不变应尝胆，道义争担敢息肩”[4]的诗句，说“大禹治水， 为中华民族取得了福利”，并把我们为创建新中国的事业比喻为“其功不在禹下。”[5]对于王阳明的事功和思想，周恩来也多次作出肯定的评价。 他不仅在早年称赞“王阳明诚格蛮苗”，“履虎尾而不惊。”[6] 还对来华访问的日本学生说：“‘知行合一’是王阳明所讲的，日本人最崇拜的。”[7] 直到1954年，他还把“良知”这个传统的伦理道德范畴创造性地运用到我们的党内生活，认为共产党员如果“蒙蔽了共产主义的良知，这是最危险不过的事了。”[8]周恩来认为，各个民族、 各个国家的文化都各有长处和短处，应当相互学习，取长补短。所以他既批评“惟西是尚”的观点，也反对“惟返古是求”的主张。他说：“水有源树有根。”“任何思想的发展都不是无根的，新社会是从旧社会脱胎出来的。”对于中西传统文化的研究要切合“历史主义的要求”，“这样才不会割断历史。”“这就叫历史唯物主义。要有点辩证法。”[9] 对待中西传统文化的这种科学态度，对于周恩来思想的不断进取乃至共产主义世界观的形成与发展，无疑起到了很积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