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1月初， 毛泽东在杭州西湖边上构思《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这首反修词作的时候，临近的上海文坛不露声色地作出了一个举动：华东局第一书记兼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以及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张春桥，于元旦这天把上海的一些文艺工作者召集起来开了一个座谈会。 当时，一般人不会注意到，正是这个座谈会，拉开了60年代中期文艺界愈演愈烈的批判运动的序幕。 其标志，就是柯庆施给文艺界提出的一个新口号：“写十三年”！他说，“旧社会只能培养人们自己为自己的自私自利思想。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思想只有在社会主义革命成功以后才能开始树立”。文艺的题材决定文艺的性质，只有“写十三年”的“现代题材”，“才能帮助人们树立社会主义思想”；也只有反映建国十三年来的生活，才能是社会主义的文艺。 《文汇报》于1月6日报道了柯庆施的这个讲话。对这种奇怪的提法，一时间，文艺界很是意外，甚至有点摸不着头脑。 其实，柯庆施等人心里是有数的。他们本来就是几个月前重提阶级斗争的八届十中全会决议的积极贯彻者。同时，几天前，即1962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上海同华东各省市的第一书记谈话时，也提到：修正主义材料较多，看不完，应该有一些人专门研究。宣传部门要多读书。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多起来，有点西风压倒东风。东风要占优势。“梁山伯”不出粮食，“采茶灯”不采茶，旧的剧团多了些。文工团就几个人，反映现代生活，不错。 身为华东局第一书记的柯庆施特别用心揣摸来自中央最高领袖的话音。提出“写十三年”，多少是揣摸“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多起来”，和“反映现代生活，不错”得来的。 更重要的是，“写十三年”，表面是个文艺创作题材问题，但对它的延伸，却是可以别有用心地提出一条“文艺路线”来的。其意不言自明：建国后反映当代生活的作品少了，反映历史题材的作品多了，写不写现实题材，往大里说，似乎就是对待新生活的态度问题。谁应该对此负责呢？ 与此同时，中央对文艺界的情况也开始不满意起来。1963年2 月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提出要注意文艺战线——电影、戏剧、歌曲等等。他还举了个例子，说孩子们特别爱看外国小说，看十七、十八世纪的资产阶级的东西，最近出版了《外国民歌三百首》，印了50万册，很快就卖完了。毛泽东接过话头说，这些孩子们既没有劳动经验，也没有战斗经验，对他们进行教育，光靠家庭不行。他还说，赫鲁晓夫的东西，那些牛鬼蛇神的东西，我看不要怕，让他去演说，让他去出书。那个《外国民歌三百首》，出50万册，最好多出一点。那个《武训传》演了一轮就没有演，可惜许多人没有看过，应该演他几轮。怕那些干什么呀！ 而周恩来在2月初出席文化艺术工作者春节联欢会的时候， 则从正面来倡导，他说：“现在是由我们和一些马列主义的政党高举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反动的民族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三面大旗。我们应该同心同德，自力更生。为此，我们必须过五关：思想关；政治关；生活关；家庭关；社会关”〔1〕。4月间出席中宣部召开的文艺工作会议和中国文联三届二次全委扩大会议时，他把自己的讲话题目定为《要做一个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根据当时的形势气氛，他力图用正面提倡来改变越来越受到指责的文坛走势。 文艺界闻风而动，3月16日， 文化部给中央打了个《关于停演“鬼戏”的报告》，里面说，近几年，“鬼戏”的演出渐渐增加，甚至出现了有严重思想毒素和恐怖形象的“鬼戏”。更为严重的是，“新编剧本（如《李慧娘》）亦大肆宣染鬼魂，而评论界又大加赞美，并且提出‘有鬼无害论’来为演出‘鬼戏’辩护”。但对“写十三年”这个口号，当时，毛泽东、刘少奇都未置可否。相反，周恩来在《要做一个革命的文艺工作者》的讲话中，还明确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说：“我们不要只局限在写十三年，还要把近百年斗争、世界革命斗争都在自己作品里刻画出来”。因而中宣部4月间， 在北京新侨饭店召开文艺工作会议上，对“写十三年”的口号，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周扬、林默涵、邵荃麟等在发言中都指出这个口号的片面性，特别批评了只有写社会主义时期的生活才是社会主义文艺的观点。而与会的张春桥、姚文元则提出“写十三年的十大好处”，为自己辩护。这时，有些报刊也发表文章从理论上来阐述“写十三年”之必要。 中宣部的这个文艺工作会议结束不久，柯庆施、张春桥便组织上海文艺界行动起来了。5月6日，《文汇报》发表署名梁壁辉的长篇文章《“有鬼无害”论》，批判新编历史京剧《李慧娘》及廖沫沙1961年8 月发表在《北京晚报》上对这出戏的评论文章《有鬼无害论》。 抛出这篇文章的经过和想法，几年后，身为中央文革要员的江青在一篇经毛泽东修改过的讲话稿中曾这样回忆： “我的认识过程是这样的：几年前，由于生病，医生建议要我过文化生活，恢复听觉、视觉的功能。这样，我比较系统地接触了一部分文学艺术。首先我感到，为什么在社会主义中国的舞台上，又有鬼戏呢？然后，我感到很奇怪，京剧反映现实从来是不太敏感的，但是，却现出了《海瑞罢官》、《李慧娘》等这样严重的反动政治倾向的戏，还有美其曰‘挖掘传统’，搞了很多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东西，整个文艺界，大谈大演‘名’、‘洋’、‘古’，充满厚古薄今，崇洋非中、厚死薄生的一片恶独的空气。我开始感觉到，我们的文学艺术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那它就必然要破坏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这个阶级，我只想争取到批评的权力，但是很难。第一篇真正有份量的批评‘有鬼无害’论的文章，是在上海柯庆施同志支持下，由他组织人写的。”〔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