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毛泽东为了使新生的人民政权跳出历史发展的“周期率”，对社会主义民主理论和实践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探索，形成了他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思想。毛泽东民主思想既闪耀着真理的光辉，也包含了理论上的失误和实践上的惨痛教训。“大民主”理论是毛泽东后期在民主问题上的重大失误。今天，我们剖析“大民主”思想的理论错误，对于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毛泽东的民主观是以人民为本位的民主观。它的核心是坚信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相信人民群众能够自己解放自己。由此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这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毛泽东把人民群众看成是上帝，认为只有相信和依靠这个上帝，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政治。因此，当黄炎培先生担心我们能否跳出历史发展的“周期率”时，毛泽东满怀信心地回答：“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让人民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1 〕新中国诞生前夕，毛泽东就告诫全党：要戒骄戒躁，谦虚谨慎，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要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尽管这样，建国以后党内仍然出现了官僚主义和腐化现象。为了克服党内不良作风和腐败现象，1951年12月到1953年，全国开展了规模浩大的“三反”运动。1957年4月， 党中央开展了全党整风运动。但由于反右派运动的严重扩大化，打断了这次整风的进程，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整风以后，党内仍然存在着贪污腐化和脱离群众等严重的官僚主义现象。毛泽东对此深恶痛绝，他说：“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2 〕整风运动不能有效地克服官僚主义，于是，毛泽东提出：“大民主也可以用来对付官僚主义者”〔3〕。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始转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在这一时期，毛泽东的民主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提出了许多至今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仍有重要指导意义的思想观点。这时，毛泽东民主思想明显呈现出以下几个思维方向：其一，他强调要建立人与人之间真正平等的关系，要让群众讲话，以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造成一种民主的政治局面。毛泽东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在人民内部，人与人之间应当是平等的关系。他极力反对党员、干部队伍中存在的“摆老爷架子”、“摆官僚架子”等官僚主义作风，反对干群之间、上下级之间的“猫鼠关系”。其二，毛泽东把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提高到关系人民政权是否巩固和变质的高度来认识。他曾经指出：“在我们国家，如果不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不充分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4〕。其三， 毛泽东在政治生活中提出了党内干部中出现了“既得利益集团”和“官僚主义者阶级”的观点，并把这些人列为阶级斗争和革命的对象。1956年11月，毛泽东告诫全党：“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该革掉。”〔5 〕正是基于以上认识，毛泽东认为以往的和风细雨式的方式已经不能满足斗争的需要，必须以更激烈的群众运动的方式来解决领导者与群众之间的矛盾，消除官僚主义。 毛泽东“大民主”思想的产生和发展与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错误判断有直接联系。1957年反右派运动之后，毛泽东改变了中共八大关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6〕。在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 毛泽东进一步提出要“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理论的急剧发展，终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而“大民主”正好适应了这种斗争的需要，因此，“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毛泽东“大民主”理论的大规模实践。这场“大民主”运动不仅没有推动中国民主政治前进，反而是对我国民主与法制的肆意践踏和破坏。 二 什么是“大民主”？很难下一个确切的定义。我们只能从毛泽东的有关论述中去寻找答案。1956年11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专门讲了“大民主”、“小民主”的问题。他说：“有几位司局长一级的知识分子干部，主张要大民主，说小民主不过瘾。他们要搞的‘大民主’，就是采用西方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度，学西方的‘议会民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那一大套。他们这种主张缺乏马克思主义观点，缺乏阶级观点，是错误的。不过，大民主、小民主的讲法很形象化，我们就借用这个话。” 那么，我们对“大民主”应当持一种什么态度呢？毛泽东说：“我们是爱好大民主的。我们爱好的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大民主。”〔7 〕“在匈牙利，大民主一来，把党政军都搞垮了。在中国这一条是不会发生的。几个学生娃娃一冲，党政军就全部瓦解，那除非我们这些人完全是饭桶、所以，不要怕大民主。”〔8 〕“如果有人用什么大民主来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就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9〕 这里，毛泽东所说的“大民主”不是一种国家政体形式或民主制度，而是“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毛泽东对“大民主”也做了必要的区分：一是西方民主与群众运动的区别，他坚决反对前者而赞同后者；二是民主革命时期群众运动和社会主义时期群众运动的区别，他对前者的态度是爱好，对后者的态度是“不怕”；三是反对官僚主义的群众运动和反对社会主义的群众运动的区别，毛泽东认为前者是好事，“不怕”；对于后者，毛泽东认为坏事也可以变成好事，所以，“第一条，反对；第二条，不怕”〔10〕。总之，毛泽东“大民主”理论主要有以下几层含义：（1）“大民主”指的是“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2）“大民主”的主要形式或手段是“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1957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讲道：“我们的民主传统今年是一个很大的发展，以后要把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这种形式传下去。这种形式充分发扬了社会主义民主。”从此，“四大”就被当作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实行“大民主”的最佳方式。（3）“大民主”的目的是对所谓的“敌人”实行专政。 “大民主”最初被毛泽东用来反对官僚主义，但是，随着极“左”理论的急剧发展和“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大民主”成了对所谓的“走资派”实行专政的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