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虽然说毛泽东遗留下来的文字资料中很难发现他的实践哲学与现代西方实用主义之间有什么直接关系，但是，如果我们把目光转向“五四”时期的文化背景和毛泽东青年时期的生平活动便可发现，实用主义与毛泽东的实践哲学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 五四运动时期，产生于美国的实用主义像潮水般地涌进了中国的文化界，也涌进了博闻强志的青年毛泽东的脑海里。根据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的《青年毛泽东》一书的佐证，毛泽东虽在五四运动刚开始时研究马克思主义，后来又一度对杜威的实用主义，蒲鲁东、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产生了兴趣。按他自己的坦白：“见于教育方面，为平民教育主义；见于经济方面，为劳获平均主义。见于思想方面，为实验主义。”在哲学思想方面对实验主义即实用主义抱有强烈的好感。[1] 他当时负责筹办青年学生赴法留学的事宜，经他多力筹措，精心安排，送走了许多青年学生，而他自己却没有随之同去，原因之一，在他认为，“我觉得关于自己的国家，我所知道的还太少。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微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块地盘，关于这块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调查，及研究。”[2] 他对中国问题所持的这种务实求真的态度，与风摩于世的实用主义哲学不无一定的联系。在北京的李大钊与胡适之间展开了问题与主义的争论之时。毛泽东正在湖南进行调查研究，他对于李、胡的争论没有采取偏持一端废弃另端的态度，而是折其两端而用其中，主张将二者辩证地结合到一起：既要研究主义，也要研究问题。解决问题是最终目的，为了解决问题必须研究问题，研究问题须以一定的学理为依据，即必须研究主义。研究主义的目的在于寻找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若以方法论的角度来看，这不能说没有受到西方传播来的实用主义的重视方法思想的侧面启迪。 从毛泽东青年时期所经历的思想进程来看，实用主义哲学从某种意义上说乃是他从社会改良主义道路转变到社会革命道路的桥梁。正是实用主义的注重研究探索问题，强调研究方法和务实的精神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他初步确立了“要在现今世界稍微尽一点力，脱不开中国这块地盘”的观念。当他接收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以后，实用主义并没有被简单地抛弃掉，他依然十分强调实用主义所推崇的注重方法和效果的基本原则。依据这一原则，他一直主张要把马克思主义当作行动的指南，而不能当作教条，学习马克思主义，不但要了解马克思、恩格斯所得出的关于一般规律的结论，而且应当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说明问题和解决问题。毛泽东在一九三七年撰写《实践论》的直接动因固然是批判王明等人的只会背诵马克思、恩格斯的词句，而不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的教条主义，但是推动他撰写这篇力作的还有两个更为深刻的理论动因：一是要解决我国哲学家长期争论不休的知与行之间的关系问题，二是要抛弃他以往曾经信奉过的西方实用主义哲学，对其进行批判、改制。这三种动因（目的因）之间本是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否则，《实践论》就不会具有如此深远而广泛的实践价值和学术价值。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这篇力作中，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西方文化的合理因素在一个极为深邃的层面上熔于一炉，铸成一体。 二 渗透不同于混合及合并，借用数学的术语说，渗透乃是两种不同集合之间的交集。作为交集的元素各自在原来所寓的集合中有着不同的涵义或规定。实证主义哲学同毛泽东的实践哲学之间也有许多相互渗透的交集，作为两集之交的元素——概念、范畴等——各在自己所寓的理论体系中，具有不同的规定性，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和分歧，尽管在语词外壳上是一样的。 元素Ⅰ——实践。这一范畴在毛泽东的著作和实用主义的著作中都是经常出现的，然而两种哲学对实践的内涵和外延的界定却大相径庭。毛泽东所说的实践，乃是指人们在一定的思想理论指导下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客观活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即列宁所说的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交错点”。能动性、社会性，历史性和客观性是毛泽东的实践范畴的基本规定性；治理社会的社会活动，认识自然、勘察自然的科学实验是毛泽东的实践范畴的基本形式。而实用主义哲学家说的实践范畴撇开了人的社会性，无视人的能动性，将人降低为一般的生物有机体，把人的实践等同于生物体的生命活动，又将人的生命活动归结为机体对环境的适应，适如杜威所说：“人的机体受到环境的刺激，作出一种反应，这就是人的生活、实践。”[4]至于人在实践中的感觉、 思维、推理等等，在实用主义看来，只不过是用来控制环境的工具。人的一切认识和行动都同蜜蜂的本能行为一样，同是有机体适应环境的行为。这种本能行为是不需要任何思想理论作指导的，只是在意志的作用下“按照自己机体构造的繁简向环境动作”而已。由于实用主义哲学把感觉、推理、思维等同行为混为一谈，都视为控制环境的工具，所以，在实用主义哲学那里，认识是件无足轻重、可有可无的事情。而毛泽东认为，“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期的效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5] 为此，必须善于观察事物，分析事物，认识事物，以便把握客观事物的规律。而认识的基础便在于实践。他说：“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6] 元素Ⅱ——经验。毛泽东从实践是认识的基础这一理论前提出发，非常重视经验性的东西。他经常召集富有经验的同志举行座谈会，强调仅有书本知识的同志应向富有实践经验的同志学习，他不怕别人讥笑他是狭隘的经验论者而一再重申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实用主义哲学也很重视经验，许多实用主义哲学家都把自己的哲学称作经验主义哲学。例如詹姆士称自己的哲学为“彻底的经验主义”，杜威称自己的哲学为“经验自然主义”。然而实用主义哲学赋予经验的规定性、对经验的作用与地位的认识，同毛泽东同志迥然相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