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史上占有特殊重要地位。本文通过对青年毛泽东知识谱系和理想人物范型的考察，展示了他在哲学上务求大本大源、贵动恶静及崇尚履践的特征；作者并进一步联系湖湘文化及外来思想影响，描述了他以农民、农村、劳动为本位的审美价值观念及喜好阳刚雄奇的审美倾向。 对毛泽东个人的思想历程进行专题研究无疑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对毛泽东早期的思想历程进行概括就尤为艰巨。 一种容易出现的危险，就是随意性的归纳。对青年毛泽东而言，人们几乎可以随心所欲地给他贴上一个标签。你可以说他是一个儒家的门徒或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一个极端的唯意志论者或一个辩证法专家；一个英雄崇拜者或一个真心同情民众的民粹主义者；一个强调实践理性的功利主义者或是一个沉醉于乌托邦的空想家。而且，在每一个标签的后边，你都可以寻找到某些事实的依据，寻找到足以支持各自判断的毛泽东本人的言论或文本依据。然而，这样一来，对立的似乎是不容调和的各种思想倾向就杂乱纷呈地聚合在一个人的头脑里，从而掩盖了思想变化的历时性，也妨碍了人们发现那些支配着毛泽东基本行为走向的主导思想。 另一种可能出现的问题，则是为后来成为领袖和伟人的毛泽东寻求某种预设性的前在因素，以便于证明毛泽东之所以成为中国革命领袖在其青少年时代就已经明显表现出来的特殊思想素质，而在这样的造神或造神话的过程中，就会把那些不利于这种证明的事实加以清洗或是置之不顾。 我想，为了描绘毛泽东个人（或任何个人）早期的思想状况，非常重要的是要对当时的历史环境有一个总体上的大略的了解。简单地说，对当时中国能够识字读书并且有所思考的人群而言，所遭逢的历史环境其最大的特征就是两个字：混乱。 这种混乱状态，事实上是原有的文明沦入解体或失控状态时必定会出现的。经过1840年到1900年的大大小小几十次战争，中国的上层社会已经不再讳言中华文明在物质层面的失败了，而承认物质文明的失败或落后，又必定导致对于原有文明的治国方略、礼仪制度的强烈怀疑。这种对原有体制的否定又直接导致对原有文明的哲理丧失信心。尽管实际的过程表现得很复杂，有起伏，有曲折，但大体而言，这是当时中国能识字读书多少有思考能力的士人群体所共有的心路历程。 毛泽东的青年时代，如果从他16岁（1910年秋）到湘乡县东山小学堂读书算起，正好是辛亥革命的前夜。在这之前，可以说是旧学未去而新学蓬起的时期。在辛亥革命（1911）导致成立中华民国之后，各种新学就以完全合法的姿态冲搅着中国的知识社会。而此时的毛泽东又恰好从1913到1918年的号称维新思想基地的湖南长沙第一师范学校里完成了他一生中的学校教育。毛泽东青年时代的世界观，其最初轮廓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勾画的。 一、求本源以改造天下 按照中国的治学传统，要了解一个人物的思想情况，须从其传授渊源入手。因此，尽管对青年毛泽东可以谈到他的聪明禀性，谈到他少年时对《水浒》、《三国》的爱好等等，其实就世界观的形成而言，这些都是可以省略不计的。 毛泽东同湖南近代史上不少杰出人物一样，出身于寻常农家，并没有家学渊源可言。他真正接触家乡以外的外部世界，还是1911的春季赴省城长沙。其时他选择了若干学校均不称心，又曾赴新军投笔从戎亦不能适应，后在湖南省立图书馆自修半年，在无人指导的情况下饥不择食地阅读了不少书籍。这种没有章法的阅读对一个刚20岁上下的青年来说当然是很难得其要领的。对毛泽东来说，或者更广泛地对湖南第一师范的青年学生来说，最能够产生影响的还是学校里的老师，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后来成为毛泽东岳父的杨昌济先生。 杨昌济是湖南长沙人。他自幼接受中国儒家传统的教育，青年时代又留学日本、英国并赴德国考察，可以说是一个思想相当开放的近代型中国人文知识分子，在戊戍政变后，杨昌济“潜居影储山麓，少履城市，绝意科举之业，惟常读《通鉴》及王船山《读通鉴论》诸书，以古证今，痛论时弊，储备经世文学，以诏来者。”〔1〕 毛泽东进入第一师范后很快就认识到杨先生并非寻常的教书之人，而是怀抱匡时济世宏愿又全力栽培新人的大学者，因此在1915年7 月的一封信中就道出了他的评价：“弟观杨先生之涵宏盛大，以为不可及。”〔2〕 后来，毛泽东在与埃德加·斯诺的著名谈话中曾经非常明确地说： 给我印象最深的老师是杨昌济，他是一位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我后来同他的生活有密切的联系。他讲授伦理学，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但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一个公平正直、品德高尚和有益于社会的人。〔3〕 更确切地说，杨昌济对学生的期待，还远不止于品学兼优、有益社会这样较低的要求。可以肯定地说，杨昌济本人就绝不是那种皓首穷经式的书生，而是继承了王夫之、曾国藩儒家湖湘学派的经世致用传统，强调“学问与政治有密接之关系”的学者。而经世致用的主张，在传统上是治经典古史以致今用；在新学熏染下则强调精研本源，确立理想与治国目标。因此杨昌济对学生提出的要求是相当高的。他要求学生： 务取关于人生，关于社会种种问题一一加以新研究、新解释，斟酌古今，权衡中外，审思中华民族在世界之地位，审思自己对于斯世当取如何之态度，在一己则立贯通一生之理想，在一国则立一百年远大之规画。此乃我辈今日之急务也。〔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