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联系的两种社会形态。按照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社会主义是继承资本主义文明成果又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社会形态。但是，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资本主义很不发达。究竟应该怎样正确对待资本主义？对此，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长期的探索。毛泽东对中国资本主义的认识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他的看法并不一样。大体上经历了从相当程度发展的资本主义到充分广泛地发展、再到急速停止发展资本主义的过程。他的认识为什么有这些变化？究竟哪一种认识最符合中国的实际？哪一种认识在今天看来最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这是需要我们认真进行具体分析的。 一、相当程度的发展资本主义 在对待资本主义这一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两种错误的观点：一种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所谓“二次革命论”。即主张第一次革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由资产阶级领导；第二次革命——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才由无产阶级领导。这两次革命的中国，横隔着一个长期的和平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的万里长城。陈独秀认为中国只有等到资本主义共和国建立，资本主义高度发展之后，无产阶级再进行自己的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另一种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空谈主义的所谓“毕其功于一役”。即把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任务与民主革命的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合并在一起去完成，主张只有坚决进行反资本主义的斗争，民主革命才能取得胜利。很显然这两种观点都已被实践证明在中国行不通，因而都是错误的。为了进一步阐明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纠正党内的错误倾向，毛泽东依据马列主义基本原则，分析中国国情，总结100 多年来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尤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近二十年革命斗争的经验，在1939—1940年间发表了著名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论》，科学地论述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系列重要问题。 毛泽东回顾近百年来的历史进程，认为：“中国现时社会的性质，既然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它就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改变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1〕毛泽东指出， 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阶段，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连接。“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2〕。 隔断两者的联系，企图在民主革命胜利后，先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右倾观点是错误的。同时否认两者的区别，想把社会主义的任务合并在民主革命任务上面去完成，“毕其功于一役”的“左”倾观点也是错误的。 在《新民主主义论》一书中毛泽东还系统阐述了未来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纲领。其中在经济纲领中对于资本主义经济，作了这样明确的规定：“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3〕因此从中国的实际出发， 党在民主革命阶段不仅不应当把民族资产阶级当作敌人，采取消灭资本主义的政策，反而应当允许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同时对其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方面，采取恰如其份的有伸缩性的限制。民主革命胜利后，“因为肃清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障碍物，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社会中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也是不足为怪的。资本主义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这是经济落后的中国在民主革命胜利之后不可避免的结果。”〔4〕 对于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毛泽东还指出：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决不能是“少数人所得而私”，决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操纵国民生计”，决不能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也决不能还是旧的半封建社会。〔5〕即是说， 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介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过渡性质的社会。它之所以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是因为政治上是无产阶级领导、工农为主体，经济上国营经济处于领导地位，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它之所以不同于社会主义社会，是因为它不是一般地废除私有制，而是允许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存在和发展。新民主主义社会作为一种过渡性质的社会，它的历史任务就是在完成民主革命遗留任务的同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努力变农业国为工业国，发展社会主义因素，为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作好必要的准备。毛泽东的这些观点，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为经济落后的国家在取得革命胜利后如何建设国家并准备条件向社会主义过渡提供了正确的实际选择和理论依据，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二、充分、广泛发展帮助社会主义前进的资本主义 毛泽东提出让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的思想，到了抗战胜利前后他的认识又有了更全面、更具体、更深刻的发展而趋于成熟。 1944年7月，毛泽东在同英国记者斯坦因的谈话中， 就曾郑重声明：“我们坚信，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私人资本，在战后的中国都应给予充分发展的机会”〔6〕。1945年4月，他在“七大”报告中精辟地论述了新民主主义建设纲领中的资本主义发展问题，报告几次提到要在中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之后，为了发展国家的经济，必须“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在这个阶段，毛泽东扬弃了“相当程度的发展”这种提法，取而代之以“充分发展”、“广泛发展”这种更进一步的提法，从而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给予了更多的肯定。这无疑是对新民主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发展，是十分可贵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