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7月1日，我国将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全国人民翘首以待，华夏子孙为之自豪。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周恩来为解决香港回归祖国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的多次讲话，特别是1957年4月28日发表的《关于香港问题》著名文章，对新中国成立后香港怎么办进行了战略性的思考，成为中国解决香港回归祖国的历史性起点。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曾多次向全世界表明在香港问题上的原则立场：香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香港的主权我们总有一天是要收回的；在未解决之前，可以暂时维持现状，待条件成熟时再收回。 早在1949年，当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广州后，周恩来就指出，只要港英政府很好地遵守香港不能用作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基地、不许进行旨在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威信的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港人员必须得到保护等三项条件，香港就可以长期维持现状。[①]1954年8月12日，周恩来在《推进中英关系，争取和平合作》的讲话中进一步明确指出：“香港一百多年前是中国的，香港的居民绝大多数是中国人，大家都承认香港是中国的。”[②]中国不承认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头上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包括割让香港岛、九龙半岛和租借新界的三个不平等条约。1957年4月28日，周恩来在上海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上发表的《关于香港问题》的重要讲话中又特别强调：香港是被英国当局占领的中国领土的一部分，“香港的主权总有一天我们是要收回的，连英国也可能这样想”。[③]解决香港问题，完全是属于中国主权范围内的问题，中国政府主张：在条件成熟的时候，通过与英国政府进行和平谈判，解决香港回归祖国问题。 周恩来的战略思考是远见卓识、高瞻远瞩的。其重大的战略意义的主要依据在于： 第一，从国际战略的角度看，主要是为了孤立美帝国主义。 中国革命胜利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采取种种措施，对新中国实行封锁包围。在这种形势下，使香港地位暂时维持现状，对中国更为有利。周恩来曾明确指出：“我们对香港的政策是东西方斗争全局战略部署的一部分。不收回香港，维持其资本主义英国占领不变，是不能用狭隘的领土主权原则来衡量的，来作决定的。我们在全国解放之前已决定不去解放香港，从长期的全球战略上讲，不是软弱，不是妥协，而是一种更积极主动的进攻和斗争。”[④]这是因为：1949年建国后，英国很快承认中国，那是一种半承认，我们也收下了。艾德礼政府主要是为了保全在英国的利益，保存大英帝国在远东的殖民地位。香港是大英帝国在远东政治经济势力范围的象征。在这个范围内，英国和美国存在着矛盾和斗争。因此，在对华政策上美英也有极大的分歧和矛盾。美国要蚕食英国在远东的政治经济势力范围，英国要力保大英帝国的余辉。那么，保住香港，维持对中国的外交关系，就成了英国在远东的战略要点。所以，周恩来指出：“可以这样说，我们把香港留在英国人手上比收回来好，也比落入美国人的手上好”；即“香港留在英国人的手上，我们反而主动。我们抓住了英国的人一条辫子。我们就拉住了英国，使它不能也不敢对美国的对华政策和远东战略部署跟得太紧，靠得太拢。这样我们就可以扩大和利用英美在远东问题上对华政策的矛盾”。[⑤]几十年的发展已经证明：我们暂时维持香港地位不变，对我国分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阵营，打开外交局面，有一定作用。英国之所以在西方资本主义大国中率先承认新中国，并最早与我国建立了领事级外交关系，同我们暂不收回香港的决定，应该说有某种联系。同时，在周恩来看来，“香港是我们通往东南亚、亚非拉和西方世界的窗口，它将是我们的了望台、气象台和桥头堡。它将是我们突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对我国实行封锁禁运的前沿阵地”[⑥]。几十年的发展同样证明，周恩来的决策是正确的。 第二，从中国国内的发展角度来看，主要是为了充分利用香港特殊的经济地位。 在周恩来看来，香港“那个地方大有可为”，“应该化为经济上对我们有利的港口”。这是因为：一方面，“香港是自由港，原料来得容易，联系的范围很广，购置设备可以分期付款，成本低，有市场，技术人才容易训练出来。所以，香港发展生产具备很多有利条件。我们在香港的企业，应该适应那里的环境，才能使香港为我所用”。[⑦]另一方面，在我国基本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香港可作为我们同国外进行经济联系的基地，可以通过它吸收外资，争取外汇”[⑧]。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几十年的实践证明，周恩来的决策是非常正确的。即：暂时保持香港地位不变，确实为中国提供了一个同外部世界联系的重要据点，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甚至是唯一的据点。尤其是在建国初帝国主义全面封锁下和“文化大革命”时期，香港作为我国同外国，特别是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经贸联系的桥梁，对我国的经济建设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第三，从香港的生存和发展的角度来看，主要是以特殊政策维持其政治经济长期繁荣稳定。 周恩来认为，维持香港在政治经济上能长期得到繁荣稳定，这是包括香港公民在内全国人民的长远利益，其关键就在于对香港要有特殊的政策。他指出：“我们不能把香港看成内地。对香港的政策同对内地是不一样的，如果照抄，结果一定搞不好。因为香港现在还在英国统治下，是纯粹的资本主义市场，不能社会主义化，也不应该社会主义化。”[⑨]因此，我们要在“维护香港的现状和地位，包括英国的殖民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制度”与“承认香港在英国的远东势力范围内的特殊地位和特殊利益”[⑩]等原则的基础上，对香港实行特殊的政策。周恩来提出的基本政策是：“香港要完全按资本主义制度办事”，仍然实行“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香港的企业家“搞的是资本主义，不是帝国主义”，我们要“对香港的民族资产阶级讲清政策”，“同他们内外合作，不使人家吃亏”；内地私营者“在香港的企业不要去变动它”，“在香港的人，一般不要回来”，以“保持和扩大香港这个阵地”；如果内地有一些人想去香港，“也是允许的”，“对他们不要强劝回来，也不强留”；“要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为香港的繁荣稳定作贡献”[(11)]；要“最大限度地开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支持我们的反美斗争，支持我们的国内经济建设”[(12)]；中国内地要“从律师的角度”考虑，在香港设立一个正式机构，“同香港政府保持接触”，和“大陆发生联系”，我们要“有耐心等待真理的实现”[(13)]。几十年的发展证明，香港人民也从暂时不收回香港的一系列特殊政策中得到了好处。而香港的经济能在最近几十年来实现腾飞，成为举世闻名的“东方之珠”，更得力于周恩来、党中央制定的特殊政策，及有中国内地作为基本的依靠力量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