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对刘少奇同志的研究工作，大体上是在1980年以后才开展起来的。它的原因大家都很清楚。因为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少奇同志是从来不愿意宣传他自己的。60年代初，中央要出版《刘少奇选集》，最初少奇同志不同意。后来中央作出了决定，他才接受。可是当编辑工作开始后，工作人员把一篇篇重要文章送给他审阅时，很多都被他压下了。他说，今天的工作这样忙，哪有那么多时间去看过去的东西？昨天，我去拜望王光美同志时，光美同志讲到，她跟少奇同志结婚以后，有时想问一点少奇同志过去的事情。少奇同志说：不能靠过去来了解我，你还是从我以后怎样工作来了解我。这个意思是很清楚的，就是说，以前为党作出的贡献，都已经过去了，你应该看的是我以后怎样做。由于少奇同志对宣传自己从来不支持，虽然在“文化大革命”前大家都学习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著作，但是对少奇同志的系统研究不可能开展起来。至于“文化大革命”中间的情况，不用多说，讲起来大家都是很痛心的。那个时候，把极端的污蔑、恶毒的攻击和一切脏水都泼在少奇同志身上。等到把这种错误纠正过来，已经是1980年了。然而，令人高兴的是，1980年以后，大量的研究工作在条件也许还不非常优越的情况下开展起来了，取得了初步的成绩。这种成绩至少有以下几点： 第一，出版了大量的少奇同志著作。最重要的是《刘少奇选集》上下卷。其次是《刘少奇论党的建设》、《刘少奇论合作社经济》、《刘少奇论工人运动》、《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等4本专题文集。此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二九运动资料》、《新四军》等书中，也发表了大量的少奇同志论著。最近出版的《刘少奇年谱》，又提供了一批新的资料。已经出版的少奇同志的这些著作，是研究刘少奇生平和思想的出发点和初步基础。 第二，发表了不少刘少奇研究的成果。据不完全统计，十几年来，全国报刊上发表的有关刘少奇同志的文章有2600篇，出版的著作有69本。这些成果对刘少奇生平的主要活动和重要思想的方方面面大体上都覆盖到了。当然也有一些薄弱的方面，比如：党际关系、文学艺术、新闻出版等。但总体说来，大的方面都涉及到了。 第三，举行过两次规模较大的刘少奇研究学术讨论会。即1988年和1993年为纪念刘少奇诞辰90周年和95周年而召开的全国性学术讨论会，这两次会议都出版了论文集。此外，有些部门和地方还开过一些专题性的学术讨论会。这种讨论会，使学者之间有一个相互交流的机会，对推动研究工作的深入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第四，初步形成了一支研究队伍。拿参加这次讨论会的同志来说，年岁大的76岁，最年轻的32岁，写论文的多数在60岁以下。尤其是许多年轻学者参加这个会，是令人很高兴的一件事。因为如果年轻人对这个工作不关心，那么这项工作是很难持续发展下去的。 16年来取得这么多成绩，应该说是很可喜的。但是从另一面讲，在刘少奇诞辰100周年就要到来的时候，作为研究工作者，心里还是觉得很不安。因为从我们所做的工作来看，无论是编辑工作，还是研究工作，对比刘少奇同志对党对中华民族作出的贡献，对比他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实在是差得很远。在向全国人民，特别是向年青人宣传少奇同志，让他们了解少奇同志方面，同其他老一代革命家和党的领导人相比，实在还做得很不够。 二 少奇同志一生的功绩，我不必在这里多说，因为在座的都是从事这方面研究工作的。我只想简要地说一下他最有特色的地方。 少奇同志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的1921年入党的，是我们党最早的党员之一。他是中国工人运动的早期领导人之一，从领导安源路矿工人罢工，领导中华全国总工会，在赤色职工国际工作，直到领导苏区工会工作，这方面的事迹都是大家所熟悉的。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少奇接连地在关键时刻，到关键性的地点，独当一面，担负起党的重大战略任务，并且总是能够在非常复杂困难的情况下，细心地分析情况，大刀阔斧地打开局面，作出对党和人民事业的发展具有战略意义的贡献。在他1942年底从华中回到延安到1966年遭受不公正对待以前，他连续23年一直处于党中央的领导核心地位，而且当毛主席不在的时候，总是指定他代理中央主席的工作。建国以后，少奇同志不仅担任了国家主席，而且在党中央领导工作分成一线二线以后，由他主持一线工作，很多党的重大路线、方针、政策是通过他所作的重要报告来宣布的。这些贡献，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占着异常突出的地位。 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共产党的老一代革命家可以说是群星灿烂，方方面面都有那么多杰出人物，而少奇同志不仅仅是这些灿烂群星中间普通的一颗，应该说他是一颗巨星。为什么说他是一颗巨星？他和我们党还有的许许多多优秀的领导人相比，有哪些特别使人难忘的、别人未必都具备的特点呢？据我肤浅的理解，至少有这样三点： 第一，少奇同志是一个战略家。他具有能够总揽全国大局的战略眼光，和在关键时刻果断地作出重大战略决策的领导能力。这方面的事例很多。比如，抗战胜利后毛主席到重庆谈判期间少奇同志主持制定的“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在东北“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战略部署，和组织十万大军挺进东北，实现了党中央关于发展东北的战略。这样的大手笔，只有伟大的战略家才能不失时机地作出来（当然，他也是同在重庆的毛主席等商定的）。再如，领导土地改革，推翻几千年来的封建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这自然也不仅仅是少奇同志一个人的功劳，而是整个党的功劳。但是大规模的土地改革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少奇同志是重要的决策者。从“五四指示”到《中国土地法大纲》，以至建国后的新区土地改革，少奇都起了主要的或重大的作用。对这些，大家都是很清楚的。由此想到现在有人说，共产党只反帝而不反封建，这实在是笑话。如果说，在中国今天还存在着封建主义的残余，那是事实；那么，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推翻了封建主义的根基——封建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难道不是事实吗？那些即便说过一点反封建的话，却对封建主义的根基丝毫没有去触动它的人，倒是可以说他们只是讲了些空话。再如，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党领导扭转经济困难局面时，少奇同志是在第一线主持工作的。从七千人大会到“西楼会议”，一直到后来的一系列决策，最后下决心要“退够”，是由少奇同志主持的。“退够”了，整个局面就根本扭转了，就有了到1965年那一段相当好的经济局面。这不只是一般的经济工作，而是要能总揽全国大局，要有战略眼光，能作出战略决策，才能胜任。所以说，他是一个战略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