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峰并峙 各领风骚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个性之比较

作 者:

作者简介:
巫育民 广西师范学院教授

原文出处:
桂海论丛

内容提要:


期刊代号:A2
分类名称:毛泽东思想研究
复印期号:1997 年 0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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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邓小平是影响现当代中国历史乃至当今世界历史进程的伟大人物。

      毛泽东,是统帅,也是诗人,他有指挥若定、所向披靡的大无畏气慨,又有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浪漫文人的气质。他的思维方式、文章、报告,滔滔汨汨,发其当行而行,当止而止,令你在受到政治启迪的同时,也获得了一次愉快的审美享受。

      邓小平则和毛泽东不同。他更是一位胸有丘壑、绵里藏针的实干家。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邓小平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逐渐在实践中形成、丰富和发展,成了当代中国的指导思想,并对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和毛泽东领导中国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条件下进行了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试验一样,同样都是天地悠悠,前无古人的。因此,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比较,不仅对中国人民,就是对世界的有识之士,乃是自然而又必然的。

      怎样看待毛泽东和邓小平的理论个性?是有着强烈的现实性和深远历史意义的。

      一

      首先,有必要界定理论个性这一范畴。一个人的立场、经历、修养乃至思维方法、方式及个性,在其谈话、讲话、文章和著作中,都必然有所反映。这种反映就构成了他们的理论个性。本文正是以这个标准来衡量毛泽东和邓小平的。

      正如人们所熟知的,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这是我们进行毛、邓比较之前必须指出和强调的。先是同,最大的同就在于此。忘记或忽略了这一根本出发点,用毛泽东来反对邓小平,或用邓小平来反对毛泽东,都是完全错误的,也是我们根本不能接受的。

      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可以看到:

      首先,他们都不唯书、不唯上、主张一切从实际出发。在哲学上,他们共同坚持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物主义,并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开辟了一条实事求是的即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政治路线和认识路线。

      先是有三十年代毛泽东的《反对本本主义》和著名的几个农村调查报告,后有六十年代初《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和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英明决策。“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正是毛泽东的至理名言。

      邓小平非常强调中国的国情。他在1977年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和1978年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两次强调了“实事求是”,尔后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在他的力主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作为党的思想路线,被全党肯定下来。

      在新时期,邓小平可说是受命于危难之际。几年思考,几年摸索。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等一套群众的创举出来了,邓小平的贡献是把它纳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探索,既表现了他的政治和理论勇气,也表现了他的实事求是的精神。

      第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原则的坚定性,是毛泽东和邓小平理论个性又一个很重要的共同点。现在的问题是,有人把建国后特别是1957年以后毛泽东在思想和工作上的失误估计得过重,更有少数人不把他看成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关于这个问题《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经作了很明确的回答。与此同时,也有人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许多方面、表示了误解或很不理解。

      在《毛选》和《邓选》中,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原则的坚定性是异常鲜明的,它就象一条红线,贯穿始终。相当长时间来,毛泽东成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典范。尽管他在1957年以后特别是在文革浩劫的十年中曾有很大的失误。但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1页),邓小平在新时期中许多关于经济建设、意识形态和反倾向斗争等问题的讲话和著作,也同样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旗帜。为了辨别政治言论的是非,毛泽东先提出了“六条标准”;邓小平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它归纳为“四项基本原则”,并把它作为党的基本路线的核心内容写进了宪法。

      第三是策略的灵活性和斗争性的巧妙结合。妥协和斗争是一组矛盾,它们之间既有斗争性又有同一性。毛泽东是革命辩证法的大师,邓小平虽没有专门的哲学著作,但却深谙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他的讲话和著作有着很强的哲理性。建国前,我们党长期坚持的“有理、有利、有节”的著名方针等等,我们不去说它,就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首肯的中美谈判、中日建交、第三世界理论的提出等等,就极富策略性。至于邓小平的“一国两制”的构想和实行,更堪称是空前的了。

      策略的灵活性要以理论原则的坚定性为前提。没有后者,我们就无法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样,如果没有前者,我们就会堕入教条主义和各种机会主义的泥潭。邓小平在我国经济如此落后条件的情况下,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靠的是运用马列基本原理结合中国实际的探索。

      斗争性和同一性,是相互依存又相互斗争的。毛泽东认为,辩证法三大规律中,核心是对立统一。抓住了它,就等于抓住了它的灵魂。根据这一原理,他把它具体地运用于国际、国内的重大事件以及人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获得了成功。至于邓小平,也是如此。他讲究方法和策略,既不一味斗争,但原则绝不含糊。正是在这点上,毛泽东欣赏地称赞他“绵里藏针”。试看他和撒切尔夫人谈判的凛然正气,又看他从大处着眼的“一国两制”构想的提出,就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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