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同志的语言理论博大精深。纵观毛泽东语言思想的发生、形成和发展，可以发现毛泽东的语言思想有一个由浅而深的发展轨迹。笔者试就毛泽东早期的语言理论——文言白话进化观谈一点粗浅的看法，以纪念这位伟人对中国语言理论的巨大贡献。 一、国文是认识世界追求真理的工具 毛泽东同志自幼即入私塾，受过良好的文言文教育。他在湖南长沙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期间，仍然以阅读、写作文言文为主要课程，当时的师范生虽然课程繁多，“学校当局和教师却认为，他们最大的责任就是教学生读文章，写文章。一个学生只要国文好，能写出一手好文章，学校就认为是上上乘，达到‘培养’的目的了。”[①]毛泽东从小就喜爱文言文，在长沙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更多地注重文言文的学习，博览新旧各家文集，对古文大家的作品，无不披览。“除以《韩昌黎全集》和《昭明文选》中许多文章读得最熟外，也喜好孔融、陈同甫、叶水心等人的文集。”[②]现在保存下来的黎锦熙先生的日记中，记录了毛泽东曾多次和黎锦熙先生谈论“读书方法”，“在校研究科学之术”，“说读史法”，“问小学（旧时称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等为小学）功夫做法，余谓宜读段注《说文》”[③]等内容。毛泽东不仅喜读古文大家的作品，而且擅长用文言文写作。“评述一类的文章尤其当行出色，内容充实，自出机杼，议论纵横，气势磅礴，而且文字生动，引人入胜，为师友所叹服。他的文章常被老师批上‘传观’，贴在‘成绩展览处’。”[④]他用文言文写作的《心之力》文章，为他的老师杨昌济大加称赞，打了一百分。毛泽东与斯诺谈话时曾说，他的国文教员袁仲谦不赞成他学梁启超的文体，他便转而钻研韩愈的文体，学会了古文文体。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对国文有一种深深的喜爱之情。早在1915年9月6日毛泽东《致萧子升信》中转引黎锦熙的话，阐述了他对国文的重要性的认识。信中说：“国文者，具清切之艺能，述通常之言事，曲曲写之，能尽其妙，一也。得文章之意味，观古今之群籍，各审其美而靡所阂，二也。”[⑤]这一段话反映了毛泽东对语言特别是书面语的交际作用的认识，这一认识符合现代语言学理论对语言作用的论述。现代语言学理论认为，语言交际的基本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说话人运用语言这个工具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即“国文者，具清切之艺能，述通常之言事。”另一方面，是听话人运用语言这个交际工具来理解对方所表达的思想，即“得文章之意味，观古今之群籍，各审其美而靡所阂”。用信息学的术语来说，前者是进行编码、发送信息的过程，后者则是接收信息、进行解码的过程。正是基于对国文有了这种正确的认识，毛泽东十分强调国文的重要性。 “国文者，具清切之艺能，述通常之言事，曲曲写之，能尽其妙。”就国文的特点而言，国文不但能够用来抒发胸臆，廓论古今，指点江山，而且也能用来叙述家常琐屑，描绘平凡的人和事。作为重要的交际工具之一，国文能够表达人们心中所想的，嘴里所说的，身边所发生的各种各样的事情，甚至上下五千年，纵横几千里都可以尽情挥洒，描绘得淋漓尽致。毛泽东在这里是从写作国文的角度，也即从表达思想的角度阐述了国文的重要性。 “得文章之意味，观古今之群籍，各审其美而靡所阂”。这是就阅读国文的重要性来说的。古人的思想精华，科学发明都是用国文作为载体流传下来的。只有能够阅读国文，研究古人文章的风格，才能把握古人的思想，汲取其精华；也只有能够阅读国文，才能继承古人优秀的文化遗产，了解古代中国的社会风貌、人物风情、政治制度、文化传统各个方面。 尤其应该指出的是，毛泽东强调国文的重要性，不仅仅停留在语言交际上，而是从改革社会，寻求治国之路的目的出发，希冀通过掌握国文，达到通识，从而实现变革社会的目的。毛泽东甚至把国文的重要性提高到治国平天下的高度，强调作为一个伟人，不仅要有专门之学，而且要有通识。在毛泽东看来，俾斯麦、袁世凯都是通而不专，王安石虽然注《周礼》，作《字说》，文章也傲睨汉唐，但却专而不通。而要达到既通又专的境界，只有努力学好国文。因此，毛泽东“翻然塞其妄想，系其心于学校，惟通识之是求也。”[⑥] 二、语言要纯洁 “五·四”运动前夕，胡适、陈独秀、鲁迅、李大钊等人倡导新文化运动，主张废除文言文，使用白话文，遂成为一种声势浩大的新潮流，掀起了国语运动的高潮。另一方面，以林琴南等人为代表，尊崇文言文，反对白话文，视白话文为洪水猛兽。两种力量旗鼓相当，势均力敌，这就给那些学习语言的人带来了不便。学文言文不到家，学白话文又不够纯熟，出现了文白夹杂的混乱局面。作为国语运动的倡导人之一的黎锦熙就曾这样说过：“凡是大家看得懂而富有俗文学价值的语体文，尽管其中有些‘文不文’、‘白不白’、‘南不南’、‘北不北’的话，都是标准语。”[⑦]理论上的偏差，更增加了使用上的混乱。 从现代语言学理论的角度说，一种高度有效的语言，必须具有准确性、简约性。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语言的交际作用，必须保持语言的纯洁性。毛泽东没有参加文言文与白话文的论争，但从使用上，毛泽东感觉到文言文和白话文必须纯洁，使用文言，就要符合文言作法，写出纯正地道的文言文来；使用白话文，就要符合白话文的作法，写出标准规范的白话文来，不能文白不分，相互杂糅。毛泽东的这种语言观，体现在他对《伦理学原理》一书的批注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