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的中国，历经磨难，终于在金秋十月，迎来了喜悦和欢笑，也给第三次被错打的邓小平带来了复出的曙光。 那一年，首先是哀曲不断。1月8日，人民热爱的好总理周恩来离开人世间；4月5日，悼念周恩来、支持邓小平，反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遭到血腥镇压；4月7日，撤消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7月6日，人民敬重的老革命家朱德去世；7月28日，唐山大地震，24万人伤亡；9月9日，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与世长逝。 毛泽东去世后，“四人帮”加快了篡党夺权的步伐。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10月6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政治局多数同志，毅然粉碎了“四人帮”即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消息一传出，举国上下即刻沉浸在欢乐的海洋中，从北京到各地纷纷举行盛大集会，庆祝粉碎“四人帮”。85岁的郭沫若在《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中兴奋地写道： 大快人心事， 揪出“四人帮”。[①] 这场斗争的胜利，标志着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但到1978年底党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党的工作经历了两年徘徊。原因在哪里？困难在哪里？ 这是因为，在怎样评价“文化大革命”，并进而怎样对待毛泽东的指示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上，党内外存在着明显的巨大的分歧，面临着极大的考验。 这也是对邓小平和华国锋这两个政治人物的巨大而又复杂的考验： ——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发动之初和结束前夜，两次受冤屈、被打倒，党和人民在这场灾难中蒙受的伤害和损失，在他的身上体现得十分充分，理所当然，他要带领人民从根本上否定“文化大革命”，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但这种否定和纠正又不能否定毛泽东思想及其主要的杰出代表者毛泽东。 ——华国锋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毛泽东赞赏而又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有区别，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际被推上党政军最高领导地位，他要肯定和维护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但这种肯定和维护决不能变成肯定和维护毛泽东晚年错误，特别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 显然，这是一道难题。解开他们两人面临的难题，需要有深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家的素养，即科学的思想路线、高超的领导艺术和无畏的政治胆略。没有这些素养，是难以经受这样巨大而又复杂的考验的。 历史业已证明，只有邓小平具备这些政治家的素养，能够承担起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开创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的时代重任。 邓小平在这场巨大而又复杂的考验面前，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作出了三个科学的结论： 一、毛泽东思想是个科学体系 粉碎“四人帮”后，广大干部和群众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各项革命和建设工作。揭发批判“四人帮”的罪行，清查他们的帮派体系，取得了很大成绩；党和国家组织的整顿，冤假错案的平反，开始部分地进行；工农业生产得到比较快的恢复；教育科学文化工作也开始走向正常。但是，这样的拨乱反正工作，遇到了严重的障碍。当党内外广大干部群众越来越强烈地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时候，华国锋提出了“两个凡是”的方针，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就告诉了人们，如果不能正确地评价毛泽东思想，就不可能把拨乱反正引向深入；就不可能彻底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 在这种复杂的政治背景下，还处在被批判地位的邓小平，在1977年4月10日给中央写信说： 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②] 这里，邓小平提出了“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这样一个提法，与那种简单地照抄照搬毛泽东片言只语的做法，即“两个凡是”的观点，划了一道界限。后来，他在和中央办公厅两位负责同志谈话时，说他在给中央的信中写这句话，“是经过反复考虑的”。紧接着他又说： 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我和罗荣桓同志曾经同林彪作过斗争，批评他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而不是把毛泽东思想当作体系来看待。我们要高举旗帜，就是要学习和运用这个思想体系。[③] 同年5月24日，他同两位中央领导同志谈话时，再次讲了这两段话，其核心思想就是认为毛泽东思想是个科学体系，不能搞片言只语。 邓小平能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他长期在毛泽东培育下，对毛泽东思想有深刻的认识。 ——1943年10月，邓小平担任北方局代理书记并主持八路军总部的工作，领导了所属党组织的整风。11月10日，在北方局党校第8期开学时，他作了一个整风动员报告。在报告中，他同王稼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样，使用了“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概念，并认为这一思想在全党具有科学的指导作用。他说：“我党自从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之后，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之下，彻底克服了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一扫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气氛，把党的事业完全放在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之下，直到现在已经九年的时间，不但没有犯过错误，而且一直是胜利地发展着。”“在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党中央的领导之下，我们回忆起过去机会主义领导下的惨痛教训，每个同志都会感到这九年是很幸福的”。[④]
